音谋家

很久很久以前，肥子薯熟还没开始耍流氓，他曾经正二八经地跟我说过一个梦想。

肥子薯熟当时在一家著名的娱乐公司当电子杂志主编，该公司后来收购了著名的嘉禾。不过，这跟他没啥关系，他所在的部门是干音乐的，在唱片业摇摇欲坠的当下，干音乐等于被音乐干。

不过，肥子薯熟是不那么轻易就范的，他被干的同时也考虑如何逮着机会翻下身——不能老在下面嘛。

那会儿，他的直接领导姓区，香港人，曾经靠着张天王、陈天后等摇钱树捞了不少钱，后来香港市场萎缩得厉害，只好北上淘金。

区领导捞金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为内地越来越多的富家子弟录歌做唱片，给钱就干，来者不拒。为此，他们还琢磨出一个网站，提供从创作到录音到包装到宣传的一条龙服务，方便，快捷，周到。

这给了肥子薯熟一个翻身的机会（虽然机会不等于结果），他后来成了这个网站的直接负责人。

有一天，在酒桌上，肥子薯熟眉飞色舞地给我描绘了这一项目的盈利模式，我俩得出的结论是，有搞头。

真的有搞头呢！别看唱片业那么不景气，这一点都不能影响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自己掏钱录歌发专辑过把歌星瘾的强烈愿望。而且，我认识的一个音乐人朋友就靠此维生呢，这比他帮秦海璐制作专辑挣钱多了。给明星做专辑是唱片公司投资，回报没个准，给人民群众做专辑是旱涝保收，资都人民群众给投，而且往往是要多少投多少——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广大港台音乐人同胞纷纷来内地打工的原因，人傻，钱多，速来。

人民群众对于录歌发专辑的要求似乎也不太高，照着他们印象中的那种港台流行歌搬过来就行。看看歌名就知道了，《我是你的人》、《爱的太累》、《原来你是我最爱的人》……一水儿九十年代典型的台湾苦情范儿。封面更是粗制滥造，随随便便摆个忧郁的Pose，字体随随便便“新魏”一下，再随随便便封个“情歌王子”，然后就随随便便上市了。

这还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企宣个体户。这些企宣，有的自立门户，有的依附于某个唱片公司，靠着个人关系帮自费歌手写宣传稿、找媒体宣传、推歌。如果你发现，怎么门户网站上的试听推荐里的人都不认识啊，呐，就是这么来的。

作为一种“生意”，以上种种毫无问题。有需求，就有市场。只不过，跟传统唱片业通过生产唱片来获取利润不一样的是，自费歌手的整个市场流程在制作人收到制作费之后就已经完成了，其唱片的质量和销量跟唱片业关系不大。（见下图）

从绝大多数自费唱片的质量看，他们的制作人也没打算帮他们的客户通过唱片挣钱——反正该拿的钱都拿了，剩下都是糊弄事儿而已。

糊弄事儿的结果是，整个唱片市场、各大门户充斥着各种粗制滥造的自费歌手，让内地唱片一下子突然“雷”了起来。这也怪内地一直没有形成专业的唱片业体系，职业歌手的唱片制作水平（包括封面设计水平）本来也没多高。

对于看客来说，粗制滥造只是让他们被“雷”一下而已，但对于唱片市场，粗制滥造的自费CD将进一步瓦解听众对CD的消费欲望，让CD的市场更加萎缩，整个市场继续向数字音乐倾斜……

而数字音乐市场还没找到自己的盈利模式……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之所以扯这么些淡，是因为看到豆瓣上有朋友推荐这样一条连接，五雷轰顶2009年内地乐坛巨恶唱片封面欣赏。打开一看，果然电闪雷鸣。

囧，肥子薯熟的梦想都被别人给实现了。

       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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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你我的乐坛？

CD will never die?!

拯救乐坛从“食蕉”开始？

这是一个拯救乐坛的季节，两个风云榜先后开会，请来“一群Loser”——这不是我说的，是相关报道后的留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能指望陈琳或姜昕给出啥建设性意见？连张亚东都说要去改行拍电影了。

就算张亚东真的要去拍电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去豆瓣上看看，现在的小孩还有几个关注他的歌？也就是一些王菲时代的遗老遗少们还在关注他而已。我不是不尊敬他，我只是想摆出一个事实，且事实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残酷，再这样下去，随着以装B为荣的“豆瓣一代”逐渐成长起来，很可能没人再听中文流行歌了。

乐坛和听众的脱节已经很明显了。就拿东方风云榜来说，主办方煞费苦心地力推选秀歌手，以为这样就是推陈出新，可是，那些从Soulseek上下歌、用Rayfile分享音乐、通过MySpace或Facebook跟外国人交朋友的90后听众有多少人会把这些人当音乐？不说90后了，连我们这些80后的薯熟阿姨在直播颁奖礼的时候都难受得想转行。

可是，这不是乐坛的问题，这是旧体制的问题，那些依赖旧体制存活的人，因为墨守陈规而陷入无奈、焦虑、绝望。但另外的一批人，却依旧生机勃勃。比如这两年正迅速崛起的独立厂牌兵马司，今年就计划发行几十张唱片，还有摩登天空，已然在办音乐节上看到了新的天地，还有类似MicroMu这样颇具创意的小厂牌，尽管谈盈利还尚早，但至少是在努力探索中。这其中也包括荔芙音乐和火锅音乐等顽强的演出组织者，他们一场场地组织演出，不抱怨，不绝望。当然，那些表现得比媒体更有热情、更专业的个人音乐网站、博客同样值得尊敬。

我觉得，这些人更有资格来谈论音乐的未来。

音乐的过去真的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内地从来就没有过唱片业，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投机取巧。从那英化名“苏丙”模仿苏芮和迟志强“囚歌代唱”开始，当下的一切就已经命定了。（内地流行音乐那些事儿）

刚看完一本叫《摇滚成金》的书，书里说的是美国唱片业成立之初的故事。那会的美国唱片业，版税制度也没建好，商业欺诈和投机倒把屡见不鲜，但是，人家的唱片业一直是处在不断建设的状态，不完善变得更完善、不健康的变得更健康、不正常得变得更正常。反观内地的唱片业，过去30年来，投机的仍然投机，不专业的仍然不专业，不完善的仍然不完善，一碰到互联网这样的翻天覆地的技术革新，就被摧枯拉朽了。

这其实不是坏事，大破才能大立，所以，与其去浪费时间讨论如何拯救旧体制，不如摸索新模式，just do it。话说回来，我觉得无论如何摸索，有几个基本面是一定要建好的，否则，再牛逼的模式也是百搭。

1.版税

这是创作的生命线，是行业的根本，没有版税保证，其他一切都是扯淡。

2.专业

首先是技术上要专业，要向高品质看起，别老糊弄人。而且，不但音乐人的技术要专业，老板也要专业，投机倒把之余也能关心下音乐品质问题。美国够资本主义够见钱眼开了吧？人家唱片公司老板还老盯着乐手让他们好好弹琴呢。（详见《摇滚成金》）其次是经营要专业。说真的，咱们的选秀歌手不见得比没包装过的港台歌手差，可他们的悲剧是没有一个能系统培养、包装、推广他们的公司。这其中还包括企宣的专业。到现在多少年了还有企宣分不清EP、LP、大碟、细碟，老整出“EP大碟”（大碟是LP）这样的笑话，这素质能把啥宣传好？难怪李宗盛说唱片业酒囊饭袋太多。再次是媒体要专业。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各种类型的媒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音乐这块相对突出一点

3.政策

开放和开明的政策，对发展音乐产业来说很重要。都说“盗版害死人”，但是盗版是谁怂恿的？难道审查制度不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么？动不动就删这个、剪那个、改这个、封那个，非逼着大家养成买盗版的习惯不可。在这方面，我赞成罗大佑提出的“歌词分级制”，虽然这很可笑，但至少比没有好。

        耳东

到了20世纪40年代，音乐行业摇身一变，进化到我们称之为现代唱片行业的时代。此时，世界各地的大唱片公司遍地开花，蒸蒸日上，比如说好莱坞的影片制作工作室，它已发展得非常大、非常有实力，几乎成为整个唱片行业的大哥大。许多年后，这些大公司经过白热化的竞争，分别成为掌控这个产业的巨无霸，犹如控制人们生杀予夺权的立法者一般。如果一位独立制作人或者一个摇滚乐队想发行自己的唱片，那么他必须得和这几家大公司合作。即使这首歌是由独立制作人录制的，大公司也会从中进行干预，要么在发行阶段，要么在铺货渠道上给予限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大块头保利（Big Paulie*）从中稳赚一笔。尽管行贿受贿、作弊等现象冲击着唱片市场，也影响到销售排行，但是，它们作为“大唱片公司”的地位毫无动摇。

……

究竟是什么可以把一个公司缔造成大牌公司？这个问题就好像在问，如何让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其中有许多明显的和隐性的方法。通过巧妙的市场营销和运作技法，以及强硬的法律诉讼等方式，唱片公司能够发挥它的威力。但是主要还是要看这个公司是否有能够有效控制唱片制作的整个流程的能力，从录制到市场销售。

……

大牌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行动起来的时候与其说像洛马克斯式的痴迷，还不如说更像大型部队的总指挥。……经过许多年昂贵的投入之后，这些人便变成地道的生意人。如果他们过去曾经是才华横溢的制作人，那么这种高高在上的工作一定不太合适他们。如果他们依然保留着之前大大咧咧的工作方式，那么只会大大影响股票的价格，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以前最重要的精神——不怕失败的精神。他们已经变了，变得官僚主义了。

……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正是官僚主义征服了我们这个世界。……但是，所有官僚主义体系也有致命的弊病：在发展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快速发展的阶段，大牌公司实在是太大了。他们像被裹住了脚似的走得太慢，而且摇摇晃晃，小心翼翼地生怕出错，毕竟他们背负着太多的东西，太容易失去。当一个新事物出现时，它们总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考虑它对待它。

（以上文字摘自《摇滚成金》一书）

*Big Paulie：书里没有解释，应该是指Constantino "Paul" Castellano，美国著名的黑手党头目

每次看到唱片业如何如何低迷、唱片销量联系多少年下滑之类的报道，我都觉得很无聊。媒体一直在营造这样一个假象，唱片业的危机=音乐的危机，好像没有了唱片业，我们就听不到音乐似的。可是，一百年前，没有唱片业，人们不是一样有音乐听？而且当时的音乐水准比现在高多了。我们现在奉为经典的曲目，都是唱片业建立之前的作品，假如贝多芬那个时代就有唱片业，那么，在这个贪婪的、鼠目寸光的行业的控制下，很可能就不会有贝多芬了。所以说，像周杰伦、李宇春这种人的唱片销量多一点少一点甚至从地球上消失其实一点都无所谓，真正的好东西，比如周云蓬、左小祖咒、白水等等，一直生存在体制之外，他们绝不会因为唱片业消失而消失。新时代已经到了，我们的思考逻辑也该更新一下了。

1.我们需要的是音乐，而不是唱片业
2.前互联网时代，唱片业的存在是以资源垄断和渠道垄断为基础的
3.互联网时代，音乐人不再需要唱片业提供渠道，而大众也不再需要唱片业提供资源
4.所以，唱片工业死不足惜
5.互联网不会杀死音乐，只会杀死像杨丞琳、飞轮海、梁静茹这种纯粹的“商品音乐”
6.自发创作的音乐将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并获得更多听众的支持
7.听众愿意为自己喜欢的音乐掏钱，但不一定买唱片
8.与其讨伐下载不如下功夫建立合理的版税制度以及开拓更丰富的营利方式
9.这是政府和音乐人的义务，跟听众选择无关
10.假如音乐的创作并非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听众有权选择以任何方式来获取并欣赏。

前两天查开放30年的流行音乐资料，在王小峰老师那看到一篇相关文字。有两句话印象最深，一是，“从来没有形成中国本土流行文化现象，所有因流行音乐产生的文化现象都是外来文化因素带来的。”，二是，“流行音乐的创作一直建立在西方和港台美学体系里面，从一开始就整体缺乏自信。”

说得真是让人绝望，因为，在中国，不仅主流文化如此，连摇滚乐都如此。看看现在那些新乐队，张口闭口全是假洋鬼子范儿，恨不得拉出来的屎放出来的屁都是外国味儿（确切的说是西方味儿）的，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自己摇滚。

但是，真正让人绝望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现状。流行文化（包括摇滚乐）基本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产物，这种消费文化是建立在西方强大的经济基础上，而西方强大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世界的经济规则，把全世界毫不留情地裹挟到自己的生活中。

如果有一天Nike或Adidas像普及篮球那样把摇滚乐或说唱给普及了，这并不稀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谁的经济牛逼，谁就有流行文化的决定权。宝莱坞再强大又如何？还不是好莱坞的山寨版？拍电影要卖钱还不是照样得学好莱坞那一套？摇滚乐也是，这本身就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谈来谈去没有谁能绕出西方的语境，再熟悉再精通，到头来还不仍是一文化奴隶？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其实我们早就被马列“亡”过一次了，再被帝国主义“亡”一次又有何不可？跟着帝国主义吃香的喝辣的没什么不好，改革开放30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么？

王老师埋怨，中国流行音乐“从来没有一个完善的行业体系或体制出现。”他的意思是，中国没有唱片业。可是，“唱片业”不也是西方概念么？把西方式的唱片业套到中国来跟王菲把卡百利或比约克套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本质区别？

可是，我们真的需要唱片业吗？搞唱片业关键还得靠西方那一套，可搞那一套，咱们永远搞不过美国，最后还是得看别人脸色。传统唱片业扮演的是一个挖掘音乐的角色，但是，这种立足于利润最大化的挖掘也往往忽视自发创作的音乐，成为批量音乐罐头的生产流水线。对于乐迷（而不是粉丝）来说，真正需要不是唱片工业，而是发现更多的好音乐。那么，有没有可能摆脱西方模式建立另一种体制，让各种自发创作的音乐有机会展示？

       耳东

（南方周末报道）

摇摆与分化：音乐和利润
2007年度音乐行业观察　　　　
　　
记者/程绮瑾
　　　　
2008年1月19日，在南方周末主办的2007年度致敬中国文化原创榜现场，乐评人郝舫引用了民谣音乐人万晓利的专辑名字来概括这一年的中国音乐——“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这句话的前提，是对于音乐市场颓势的一片哀叹。不用周杰伦去炮轰陈杉泽——更何况炮轰唱片销量注水的招数，宋柯已经在2006年宣传李宇春的专辑时用过——流行音乐的唱片销量锐减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这个具体的数字，从来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在中国的文化产业里，音乐产业是入行门槛最低，也最市场化的，只不过，这个市场长期以来表现为无序、混乱。2005年骤然兴起的数字音乐概念在两年后也陷入迷局，关于数字音乐的数字同样是一笔算不清的账。
　　
“从我入行的那一天，就听说行情不好。没想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不好。”音乐人小柯的这一说法并不新鲜。自己开小公司做老板的小柯和签约大公司索尼BMG的莫文蔚不约而同地在2007年发行新专辑的时候宣布：“以后不再出唱片，要转战舞台。”两人的宣言代表着他们背后的利益群体在试探媒体和公众的反应——舞台能否带来新的商机，他们自己心里也没谱。
　　
一手打造了《悲惨世界》、《猫》、《歌剧魅影》等音乐剧的金牌制作人卡梅隆·麦金托什在2007年9月热热闹闹地与中演集团签了合同，要合作中文版音乐剧《悲惨世界》，结果不了了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麦金托什曾说过，他之前带来中国演出的英文版音乐剧都是不赚钱的，也一直在观望中国的音乐剧市场是否已经成熟。当中国文化部通过英国文化部官员联系上麦金托什，并邀请他来中国，他才决定与中演签订这个合同，他同时强调：“我来北京不是来开拓市场的。”

 郝舫

郝舫的判断并不是从市场的角度出发：“从听众的角度，这是有意思的一年。”有人哀叹这两年没有一首红遍全国的歌曲，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听众的选择更多元。2007年，人们的耳朵不再只被周杰伦、选秀歌手、网络歌曲霸占。喜欢民谣的可以去听周云蓬、万晓利，喜欢摇滚的可以去听Carsick　Cars、后海大鲨鱼，喜欢实验音乐的可以去听小河、李带果，喜欢世界音乐的可以去听萨顶顶、狼图腾，喜欢音乐剧的可以去听三宝、小柯，想听到老炮的坚持可以去听郑钧、汪峰，想听浅吟轻唱私心情的可以去听张悬、曹方……一家公司关门了，另一家公司开业了。有人扛不住转行了，有人留下来重新洗牌继续玩。
　　
独立做音乐的小河对于商业市场的起伏没有太多感受：“因为我们从来也没吃过特别甜的果子，所以也不知道现在有多苦，至少我还可以自己发CD，挣得不多，但也不会赔钱。”
　　
“好多人终于想通了，别去计较什么代表未来方向，也别说谁做的就都是垃圾，不如自己多做，自己拿出玩意儿。现在的乐队，那种死磕的越来越少了，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少了，好多人有自己的职业养活自己，业余做乐队。有钱买房，没钱租房，有钱买车，没钱打车，心态变好了。相信2008年出来的新作品会更多。”郝舫说。　
　　 　　　　　
      少数音乐公司在赚钱　　
　　
当不少音乐人、乐评人对专门制造“口水歌”的公司表示不屑的同时，业内人士却也承认，“鸟人”是为数不多的还在赚钱的音乐公司之一。
　　
周亚平把几桩侵权案的起诉文件交给一个员工，一再强调：“春节之前一定要立案。”2007年，鸟人公司处理这样的侵权案件两三百起，是他们的日常业务。哪首歌越红哪首歌就越多被侵权，首当其冲的还是在2005年创下单月彩铃下载量500万次纪录、累计铃声下载量超过1亿次的《两只蝴蝶》。2007年，“鸟人”公司再没有一首像这样红遍全国的歌曲，整个歌坛都没有。

周亚平 

关于庞龙和《两只蝴蝶》的爆红，一直是业内流传的关于“鸟人”公司的传奇，连周亚平自己都说：“也是命好，咱也没想到能火到稀巴烂。”当时连庞龙本人都不愿意接受这首由周亚平花1万块钱买下版权的“口水歌”，可是周亚平凭自己的直觉认为“这首歌可能火”，并强迫加进庞龙的专辑里。
　　
如何判断一首歌的商业价值？周亚平说是经验积累下来的直觉，他的公司副经理赵群称之为“灵光一现”。简单地说，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他必须选择受众最多、大众审美重合最多的歌曲。被他视为典范的是当年邓丽君的《卖馄饨》、《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曲。
　　
周亚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样的音乐，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变成现金，挣钱才是硬道理。”这些语言充满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味道，而周亚平也深知，类似他的公司生产的这种网络歌曲，“版权价值短的半年，长的顶多一两年，火过之后价值就大大缩水。”短期内榨干这种商品的所有价值，是这个商人的逻辑思路。
　　
2007年年初，由光线传媒主办的对华语流行乐坛把脉的座谈会上，周亚平作为网络歌曲生产者代表与音乐制作人高晓松、张亚东打起了嘴仗，后二者直接抨击了周亚平的音乐“商业化”。
　　
十七大之前，周亚平又接到邀请去参加“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推动网络歌曲健康发展”大会，这次，他又成为中老年艺术家批判对象的一个代表。当年与周亚平一起做音乐编曲的徐沛东现在已成为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关于“抵制网络歌曲恶俗化”的内容。周亚平在会上反驳说“网络歌曲不全是垃圾”，没有被媒体报道。这会议也并没有对周亚平的生意造成实质影响。
　　　　
       数字音乐商机尚未成熟
　　
目前的事实证明，网络下载的商机尚未成熟。在西方，“九寸钉”(Nine Inch Nails)乐队的队长特伦特·雷兹(Trent Reznor)和老牌摇滚乐队“收音头”（Radiohead）在2007都选择了网络上发行专辑，歌迷可以自行选择支付的金额，如果对某首歌曲不满意，可以选择零元，只要支付基本传输费用。这一洋溢着对音乐自信的举动在刚开始被称为是“唱片界的革命”，结局却有些尴尬。截止到2007年11月的统计数据，全球下载“收音头”新专辑的人里，62％的人没有付一分钱，剩下38％的人均为这张专辑支付了6美元，而在美国，一张CD的价格一般是12到20美元。最近，“收音头”将新专辑重新以CD方式发行。特伦特·雷兹在网上发行的则是知名度比“收音头”小很多的说唱歌手Saul　Williams的专辑，他为这张专辑设定了免费或者5美元两种价格。根据特伦特·雷兹自己发布的信息，截止到2008年1月2日，有154449人下载了这张专辑，其中只有18.3％的人选择了支付5美元。
　　
在中国，网络免费下载、免费在线听歌途径更加广泛地存在。2005年底太麦联合中国移动、百度等公司合作的“数字音乐发行联盟”，靠着李宇春的《冬天快乐》昙花一现。在宋柯的赢利模式中，通过DRM(数字权限管理)加密，让下载者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播放平台上听歌，是他赚钱的关键。但是就在2007年，主导数字音乐的两大巨头苹果和微软却提出否定DRM。在这种大潮之下，太合麦田2007年的业务中心又重新回归到内容和演艺经营。
　　
2007年下半年，已经有一些版权代理公司讨论购买歌曲的KTV版权，“KTV版权市场太大了，一年的理论收入110亿，如果能分到一块，是很大的。”业内人士有人断言。
　　　　
       小众音乐和现场效应
　　
2004年，当网络歌曲商机初显的时候，卢中强也曾动了念头。当时，他还在华纳唱片做制作人，曾经为北京太格公司做过一版《老鼠爱大米》的编曲，也通过认识的SP得知，这首歌的彩铃竟然为SP带来每月200万的收入。不久，卢中强从华纳辞职，争取到IDG的投资，成立“网络秀”公司。

 卢中强

卢中强则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与当年“鲍家街43号”电吉他手龙隆、民谣音乐人洪启合作成立的新厂牌“十三月”。与周亚平对赚钱的偏执、坚定不同，卢中强呈现出一种在这个圈子里常见的在赚钱与做音乐之间摇摆的姿态，就像“十三月”这个厂牌与“网络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一样。在朋友老狼的牵线搭桥之下，卢中强签下了民谣音乐人万晓利、苏阳等。
　　
但是到2007年，这两位音乐人并没有给卢中强带来想象中的利润。万晓利的新专辑发行时，抱着幻想的卢中强曾将主打曲《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做成彩铃去打榜。他甚至以“网络秀”制作的郭德纲的相声歌曲的利润换取了这首歌在无线下载排行榜上较好的位置，但是最终彩铃实际成交额几乎为零。
　　
这些并没有减弱卢中强对小众音乐的热情。他又瞄上了另一种赢利方式——现场演出。这次他找到的合作伙伴是星光现场。

 星光现场的演出

据星光现场总经理雪莉介绍，来这里消费的人群主要在18至35岁之间，其中喜欢流行音乐的最多，其次是民谣，剩下的摇滚、说唱等各种音乐风格都有需求。但是星光从开业至今一年半的时间里做的440多场演出是以民谣、摇滚占据多数。
　　
2007年，“十三月”与星光现场合作了20场演出，双方对分票房，因为平均票价维持在50元左右，只有当买票人数超过1000人，演出收支才能持平。这里面只有一场谢天笑的演出过了1000人，其他人的演出观众大多在二三百人。
　　
单单北京一家星光现场满足不了赢利的需要。卢中强征得IDG同意，花300万买了一台演出车——2007年，他的“网络秀”只赚到200万，如果扣掉在“十三月”厂牌的开销，只赚了100万。“下血本买演出车，就是想能开车到外地演出。以往商业演出都不对乐队开放，因为乐队人多，出场的成本高。现在我们自己有车了，音响、灯光也可以自己带着，对乐队演出可能是个突破的途径。”卢中强的脑子里浮想的是乐队参加商业演出的“蛋糕”：迷笛音乐节已经开始赚钱了，还将得到政府的资助；朝阳国际音乐节才做了两三年，已经打出国际影响力；2007年“十三月”参与主办的丽江雪山音乐节也成为丽江政府向十七大献礼的演出；在呼吁了若干年之后，摇滚、民谣等音乐风格终于走出地下，越来越光明正大，商机成熟了。
　　　　
       奥运会的音乐机遇
　　
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是另一个机遇。2008年，更多的国外音乐人将来到北京。

 2007“北流”舞台上的九寸钉

才做了三届的北京国际流行音乐节，已经能够与做了七年的迷笛音乐节对垒，广告和票务收入也节节高升。2006年出场的“安慰剂”（Placebo）、“劲草”（Supergrass），2007年出场的“九寸钉”、“公敌”，打开了这个音乐节的名气。音乐节的主办方是一家叫“摇滚中国”的公司，老板却是一个混血英国人麦吉生（Jason Magnus）。这个以鲍伯·迪伦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作为他在哈佛大学毕业论文题目的年轻人，手头掌握着外国乐队、外企公司的交情，又能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搭上话，让他的音乐节做得风生水起。将名字定位“流行音乐节”，也明示着这个外国人的目标是让摇滚乐在中国也能像在外国一样流行。

PK14，“亚洲最好的五支乐队之一”

在发掘中国新锐的方向上，新成立的独立音乐厂牌“兵马司”走得更远。这家公司的两个合伙人，一个是PK14主唱杨海崧——2008年新年伊始，《时代》杂志挑选出亚洲最好的五支乐队，PK14位列其中；另一个则是人称“老麦”的麦克·佩蒂斯（Michael Pettis）。老麦有多重身份，他是投资银行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访问教授；他曾在纽约东村开设了Sin Club音乐俱乐部，“音速青年”(Sonic Youth)是那里的常客；现在他在北大附近开了一家音乐酒吧D22，不仅为新锐音乐提供一个展示空间，也成为中国新锐音乐和国外摇滚乐接头之地。

Carsick Cars同名专辑

在D22基础上，2007年老麦联合杨海崧成立了“兵马司”厂牌，旗下乐队之一Carsick Cars在2007年成为“音速青年”欧洲巡演的暖场乐队。也是在他的牵线下，嘻哈乐队“公敌”（Public Enemy）的贝司手成为中国朋克乐队“过失”的制作人。老麦对中国银行资本状况和现行人民币汇率都抱持审慎、批判态度，但对中国摇滚乐新锐的赞美却热情洋溢，认为是“充满了革新手法的令人振奋的独特演奏方式”。他的口味得到了印证，Carsick Cars三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令人侧目的反叛外表，把自己的创意通过音乐来表达，吉他手张守望的噪音拼贴试验很快征服了一批乐迷。偏好乐队音乐的郝舫评价说：“他们提供了中国摇滚乐前所未有的音色。”
　　　　
       DIY：石缝里也能开花？
　　
DIY翻译成中文的大意是“自己动手”。音乐人做音乐自然是要自己动手，但是从一个作品到一份卖钱的商品，这中间是一个复杂流程。“收音头”和特伦特·雷兹网上销售的尴尬经历让西方媒体得出结论：音乐人不是商人，你的营销工作即使不找唱片公司做，总还是得找某个人来做，而不是你自己去做。

[中国孩子] 周云蓬

中国的DIY音乐人们，是另一种故事。民谣音乐人周云蓬原本是希望曾与他签约的“摩登天空”能够为他出他的新专辑《中国孩子》，“由公司来做，无论宣传、运作，自己会省些力气”。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索性自己投入2.5万多元积蓄制作了专辑，这张CD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发行，包装设计都很简单。周云蓬以酒吧巡演的方式，一路唱一路卖。3000张CD目前卖出2000多张。
　　
曹方对DIY有热情。在她的成名专辑《遇见我》里，这个女孩唱着自己写的歌词：“你身上散发着我DIY香皂的榴莲味。”她自己制作的EP《比天空还远》在包装、设计上充满小心思，精美程度甚至超出许多公司的出品。

最终，曾经发行《遇见爱》的上海声像公司愿意再次发行《比天空还远》。他们看重的是曹方的歌迷虽然量不多，但都是正版购买者。销售则是网上书店销售与地面铺货结合。到2008年1月中旬，这5000张唱片已经完全铺货，通过网上书店卖出的已经超过3000张，另有1000多张通过新华书店发售。
　　
“石缝里也能开花，对我来说是很完美的成长。”曹方说。　

原文　

“致敬2007”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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