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谋家

机会主义者的胜利（转） - [文摘/Digest]

刚看到一句巨搞笑的话，一位娱记在抨击了郑钧之后，末了迸出一句“这个时代已不给他唱歌的机会了！”假如他以为自己这个结尾十分铿锵有力挥斥方遒，那么只能说他离“脑残”也不远了。你以为现在还是媒体或唱片公司垄断话语权的时代啊？就算选秀、CCTV、宋柯、娱记不给郑钧唱歌的机会，他也可以凭借互联网等有力武器继续做他的音乐梦。（不信你看看陈绮贞）话说回来，选秀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是选秀当事人如何对待选秀，比如说，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捧出一个李皇后这事儿就很操蛋，何况，有迹象表明，在中国，选秀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黑幕重重的资本游戏，那些可怜的穷孩子们竟还以为自己真能美梦成真。在此转一篇许知远的老文。在这个恶搞一切、挤兑一切的当下中国，许知远是少数几个仍然愿意认真地理性地解读社会的人。（结果，“许知远体”也成为挤兑和恶搞的对象）

机会主义者的胜利

文/许知远

在光明桥旁的广告牌上，我看到了李宇春和新专辑《皇后与梦想》。她那张男孩子般干脆的脸，染成了黄色的、一缕缕的日本卡通人物式的头发，已是这个国家的标志之一。“全世界都认识她”，那位一心要装扮东方女性的著名人物靳羽西曾以她标志性的腔调脱口而出。她是《时代》的“亚洲英雄”，是与伦敦市市长共同点亮了“2006伦敦中国年”活动的灯笼的中国代表。

一年前，在零星看过的几场“超级女生”的比赛中，李宇春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在接下来的对她铺天盖地的采访中，新闻媒体努力呈现一个简单、可爱、平民又富有个性的健康女孩形象，他们做到了，观众也喜欢这个形象，毕竟这是他们用几千万条短信，4亿人次的收视效果堆积出来的。

围绕着“‘超级女生’是否意味着某种民主形态”的愚蠢争论已经硝烟散去，如果一人一条短信就是民主，那么这种民主只是一种新的暴政的前奏。在这一年的“超级女生”，和它一个接一个衍生物，如《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非常6+1》，这种活动的本质已不断地强化性地展露出来——与节目制作人和参与者喜欢标榜的“有创意”、“充满个性”、“付出努力”的概念恰恰相反，我们是一个热衷于模仿、情感单调、喜欢投机的社会。

看起来这一届的“超级女生”的大部分候选人都是李宇春形象的翻版；那些不遗余力在镜头面前展露个性的年轻人逃不出来自港台、韩国明星的腔调与打扮；宣称自己代表《梦想中国》的制作人，给人印象却是，似乎在他心目中一代青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卡拉OK高手，或是一名可以在上亿观众前插科打诨的人……

李宇春对于社会的鼓舞情绪，与其说是她代表的那种单纯与健康，不如说是她展示了社会真正的情绪——你不需要刻意塑造自己，没有漫长的等待、艰辛的付出、持续不断的挫折，只等待一股潮流将你推到中心，那个邻家女孩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皇后了吗？那些80年代才出生、轻松卖出上百万册的年轻作家，获取几百万美元风险投资的20岁出头的毕业生，他们和各种选秀的冠军一样，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不断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世上拥有某种唾手可得的成功。没人谈论他们的艺术天赋、写作才华、商业能力，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年龄、唱片销量、资金额度，和他们满脸自得、假装叛逆的姿态。

站在舞台中央、等待被人品评的选秀者，和坐在澳门永利赌场的赌桌旁那个专注的中年男子，有什么类似之处吗？

最初，他们看起来都像是无伤大雅的娱乐，能够释放某种压抑。中国人长期深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自我展现的空间与机会，在赌桌上的一瞬间，你获得了某种平等与自由，即使在儒家秩序仍顽固的时代，“赌场无父子”的说法都会给予参与者以豁免权。同样的，我毫不怀疑那些舞台中央的年轻人喜欢那种自由感，在展现自我的名义下，甚至才能的缺陷都可以被容忍。更进一步说，他们也都像是对命运的某种反抗，一夜成名与一赌暴富都可能永久地改变你的生命轨迹。

但是如果再深一层地思考，你会发现那种娱乐方式背后，都是我们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投机欲望、赌博心态的展现。我们不信任那些长远的东西，也不信任自身努力的价值，我们喜欢迅速地见效和别人眼中给予的肯定。

那种“勇敢”地站在舞台上或是轮盘赌前的人，更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放弃，你无力依靠自身、也不准备依靠自身，而是把未来交给那个旋转的轮盘，或是那几位评委、几百万观众的眼光。他们或许都获得了某种满足：站在镁光灯下的15分钟名人，和把口袋里的钱输光之前对命运的虚假的把握感。

当然，投机是人类的共同天性，没人不期待寻找捷径。世界各地都有AmericanIdol节目的翻版，而坐在拉斯维加斯的赌桌前的有各种颜色的面孔。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只有在很少的社会，投机心理才如此彻底地渗透入日常生活。从乡村里的斗鸡、家家户户的麻将声，到在政治、商业领域的“博一把”的习惯，再到浏览30个电视台，可能其中18个都在选秀的现状……中国社会的确充满了对于短期利益的过度热忱。

塑造这种集体性的投机心理的因素是复杂的。最近的300年，中国是一个资源紧张感不断加剧的匮乏社会，人们的选择太少，人们期待投机能够改变命运，我记得那句精辟而刻薄的说法：“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对于西方人来说，赌博和娱乐与概率有关，而对中国人来说，赌博是一场与命运的战争。”它也与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相关，不断出现的农民战争，或过份强大的官僚体制有关，所有的人财产、自由、地位、尊严都是不稳固的，它们既不可能传递，更可能随时被剥夺；也与中国文化特质中过份的现实性相关，人们不相信独自追求的目标具有意义，他必须要得到他人的迅速认可……

过份的投机热情可能造就一个短期繁荣的畸形社会，却不可能造就一个长期繁荣的健康社会。执著于“15分钟名人”效应的选秀、少年明星作家与明星创业者的社会，也注定无法孕育杰出的音乐家，也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家和企业家，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激烈却低水准的竞争中。当然，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人们根本不在乎这些，“15分钟名人”之后，谁在乎未来会怎样？

（摘自《中国纪事》，在线阅读）

杨波，又见杨波！ - [文摘/Digest]

那个逢佛灭佛，逢鬼灭鬼的杨波又回来了！现在的孩子们知道杨波的恐怕是不多了。（当然，知道《自由音乐》的人就更少了）他们可能会知道科尔×夫、知道祁×一、知道爱×人，他们可能更愿意自己动手写乐评，或者，他们压根儿就不看不写乐评——硬盘里刚下载的成G新碟都还来不及听哩，哪来闲工夫琢磨乐评？所以，这是一个乐评泛滥的时代，同时也是乐评普遍阳痿的时代。人人都在写乐评，但人人都不会写乐评。不，那不是乐评，那是听后感，是贪婪的音乐物质主义者们炫富的工具——瞧，我又听过一张牛逼盘儿，是文字劳工借以创造个人财富的资本，是寂寞难耐的文艺青年们午夜时分的自慰实录。这些文字跟所有的烂碟一样一生下来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哪怕它再如何百转千回逼入绝境。可是，十年前的乐评不是这样的，至少，在我的印象里不是。至少，杨波不是！我始终怀疑那种建立在相关资讯的堆砌上的单纯的音乐剖析，音乐倘若只是音乐，倘若不跟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而仅仅作为一种私人听觉体验存在，或者只是一堆冷冰冰的资讯，那么又有什么评说的价值呢？乐评的价值在于挖掘反映在音乐上的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而不是类型、风格、歌手生平和制作背景的生搬硬套，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般的自怨自艾。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代人一方面抱怨杨波们、颜峻们“心怀鬼胎”，一方面又恋恋不忘。因为他们不仅仅只是写乐评，更是站在社会和文化批判的高度把灵魂剖给你看。

谁说万物生？（转）

文/杨波

年初年末，文艺界各种年度颁奖和评选到处可见，于是，怎么做到与众不同、别出一格，成为此类活动操办者的一个问题。一直铁肩担道、大义在心的《南方周末》不甘人后，其主办并颁布的“2007文化原创榜”的评选立场强调“中国”和“原创”两个方面。

春节期间，《南方周末》推出了这次评选的专题，其起始处的编者按依照这份报纸一贯的作风，是一篇涕泪四溢、高屋建瓴的檄文，标题为“从Made in China到Cultured in China”，文首仰天质问：“今日中国还是一个文化大国吗？报纸上的文化版面已经成为稀缺产品，电视上的读书节目纷纷在收视率上一败涂地，文化名人们追逐着新闻热点而非真问题，新晋的年轻人则热衷于一夜成名式的冒险和投机……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的文化信仰在哪？”

这种大而有当、万针见血式的煽情谋略，惯常地，不由令人心头一荡，于是赶紧去看它从文学、艺术、电影、音乐、戏剧和电视等六个范畴选出的年度冠军，依次分别是李零写的《丧家狗——我读〈论语〉》、艾未未做的《童话》、姜文导的《太阳照常升起》、萨顶顶唱的《万物生》、孟京辉编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和“傻根”主演的《士兵突击》。

别的不说，单说《万物生》获奖这个事，我觉得，与《南方周末》对这个奖项先设的概念界定着实有些不符。萨顶顶的音乐完全没有资格代表2007年中国音乐，无论其歌词还是音乐，都跟建而不设或设而不建中的“我们的文化信仰”没有任何关系。

从这个奖项的立意根本上来看，希冀被消弱的“Made in China”反而是边界清晰、可以被准确判断的概念，希冀可达成的“Cultured in China”则是一句凌空虚蹈的梦呓。所谓当下中国文化，经过建国几十年来对传统文化的剖腹式淘空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刀戈毕现的灌肠式清洗，并在一条心经济发展大潮的冲击下，这艘挪亚方舟的底仓已空空荡荡，甲板上正群魔乱舞，计划中将衔回橄榄叶的白鸽生死未卜，早已不见了踪影。

若按《南方周末》的逻辑，将“Cultured in China”理解为“中国原创文化”，那么“原创”两个字顿时歧义四生。此时此刻，中国文化操作层面上直面两个谱系，一是已被搓骨扬灰的传统文化，二是胜局即定的舶来文化——怎样为前者重捏骨血，怎样令后者成为他山之石，这是不少爱国人士挠破头皮的难题。

每当面对墙内还是墙外的选择题时，总会出现一批骑墙而两头卖好的投机者，并将其左捞又拢的即得利益作为炫耀的资本——没错，《万物生》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从风格上讲，它就是在西方从创始迄今将近30年的New Age音乐风潮的一株狗尾，当年风靡一时的Enigma、Enya、Deep Forest、喜多郎……或何训田的《阿姐鼓》，正是《万物生》的貂皮。而New Age这种音乐形式，正是现代音乐类型中最为骑墙、最为投机的一类，将传统的民间音乐与西方流行元素强硬嫁接，类似祸害万世的生物基因工程。

一位母生于蒙古、父生于山东，当过解放军女战士的人怎么就可以惟妙惟肖地用古印度梵文歌唱出佛家的终极智慧？那些用出产于欧美的电音器材做出的、以标准的欧美流行乐编曲方式制造的声音又是怎样与这种“Cultured in China”的终极智慧身心合一的？

文化的真正面目是超越操作方式的，它无论怎样被破坏，怎样被侵略，它必定有一个当下，即当下所面对的这么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超越方式，用自己觉得舒服的表达和审美来呈现自己所判断的这个当下，这就是立于政治壁垒、艺术模式和时代潮流之上的，真正的原创之含义。这样说的话，《南方周末》“2007文化原创榜”音乐奖提名名单里还真有一个有此资格，那就是周云蓬的《中国孩子》。

那篇编者按里提到了文化制度改革才是中国文化的原创力量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契机，有道理，就像一年里会出现很多真正具备原创力量的好唱片，而我们一线媒体的文化记者们却囿于文化制度的壁垒无法听到。譬如当很多音乐专业人士提名《中国孩子》后，《南方周末》的音乐记者却没有门路去得到这张唱片。

这个评选的程序完全依靠媒体从业者和所谓专业人士，但这并不是一个技术类、商业类的评选，这些人的耳目能够从多大层面上代表一切中国人对“原创”，或者说“中国人此时此刻的文艺诉求”，甚至夸大到“我们的文化信仰”的愿景？

这确实是制度问题，就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

原文

穿Prada的雷锋比周杰伦更帅吗？（转） - [文摘/Digest]

（网图）

有一件事我一直难以启齿，那年跟几支乐队下乡演出的路上，我一边跟朋友们聊朋克嘴里一边哼着周杰伦的新歌《爷爷泡的茶》。那时的我从不讳言自己是周杰伦的歌迷，因为，仅仅在五年前，周杰伦还是一位有理想、有野心、有才华、有能力的四有青年，他用力所能及的方式改变着华语主流音乐乐坛的面貌（旧文一篇：谁改变了这个世界？），他还说自己将来要成为罗大佑那样的音乐教父。可是，过去五年来，他成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成了金像奖最佳新人、成了一名导演，却终究没有成为罗大佑。一张只有主打歌可以听一听的《我很忙》是不可能让他成为音乐教父的，何况，从《七里香》开始，周杰伦的唱片只能用“每况愈下”来形容。（旧文一篇：烂）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华语主流乐坛的地位，而且，作为21世纪以来最突出的流行文化现象，他除了仅剩的商业价值外，也还可以成为包括时尚在内的各种流行文化研究的对象和参照物。以下是《时尚COSMOPOLITAN》杂志去年6月的一组文章，以周杰伦为参照物重新解读雷锋，并从中挖掘时尚在不同时间、空间里的相同内涵，角度挺有意思的，因此还引发过一阵民族主义愤青们对周杰伦不识雷锋的声讨。真好笑，假如周杰伦一定要知道雷锋，那大陆人是不是也必须知道施明德呢？

（时尚COSMOPOLITAN  2007年6月 总250期）

穿Prada的雷锋比周杰伦更帅吗？

如果周杰伦回到雷锋时代，这个吐字不清长得不帅对待同志没有春天般的温暖只会谱个小曲的艺术青年估计是不会招人待见的，他需要21世纪的人们坐上时光机器去为他平反……

文/耳尔

我们没有时光机器，我们无力妙手回春，我们只能感叹逝者如斯夫。关于时尚这件事，我们只能立足现在，放眼未来，至于过去，只能让当时的人来告诉我们。于是，我们知道了雷锋是英雄，雷锋只穿烂袜子和布满补丁的长裤；若干年后，又有一些当时的人告诉我们，雷锋其实是留长发、追求名牌、穿皮夹克和戴手表的时尚青年。当然，还有当时的一些人总结说：他其实就是当年的周杰伦。

如果周杰伦回到雷锋时代，这个吐字不清长得不帅对待同志没有春天般的温暖只会谱个小曲的艺术青年估计是不会招人待见的，他需要21世纪的人们坐上时光机器去为他平反。其实我想说的是，在每个时代，时尚代表都是被其他时代的人所误解的，尤其是像雷锋和周杰伦这样的优秀青年。还好，一本叫《雷锋 1940-1062》的书为雷锋昭雪了，周杰伦运气好，雷锋时代的人们还不认识他。

       穿Prada的雷锋

在80年代时，政府主办的“学习雷锋”展览上，有展示穿烂的袜子和布满补丁的长裤，让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属于雷锋的物品。而你知道吗？雷锋其实是一名好玩、长发、无视纪律、追求名牌、沉迷于当年的中国式的BMW和Prada名牌的嬉皮士。

雷锋几乎做了他那个年代所有流行的事情。他穿流行毛衣、皮夹克和戴手表，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奢侈品。

雷锋在武汉长江大桥留影
雷锋申请庄重地指着大桥说：下层铁路桥是钢铁造的，上层公路桥也是钢铁造的，这需要多少钢铁啊！若干年后的2006年，一种叫“梨花体”的诗歌开始肆虐，不知道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杂志中的配文，下同）

棚拍
小桥流水背景。就是现在的艺术照。
时尚元素：五四青年式围巾。传说中的爱马仕丝巾的雏形。黑色皮鞋。书卷。现在都称艺术家了。

摆拍艺术大片
雷锋是当年被摆拍次数最多的“名模”

雷锋在天安门前停着的一辆摩托车上留影
神舟六号回来了，排着队拍张照片，若干年后拿出来，很神气地说：雷锋在天安门前停着的摩托车上留影，我在神舟六号留影，老有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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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一个日益扁平的环境中，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不同。时尚呢？其实它是圆的，爱美的原始以及人性中趋同的特质，让我们在时尚圈里绕了一圈又一圈时，却发现她似曾相识。是啊，老情人在梦里，新时尚，就在那滚滚逝去的红尘里……

世界是平的 时尚是圆的

文/黄小跑

没错，世界是平的。商品及资本的全球化 以及网络技术的兴起，让原本多元的世界正在趋同。

人们在一个日益扁平的环境中，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不同。时尚呢？其实它是圆的，爱美的原始以及人性中趋同的特质，让我们在时尚圈里绕了一圈又一圈时，却发现她似曾相识。是啊，老情人在梦里，新时尚，就在那滚滚逝去的红尘里。

       《论语》就是个博客

博客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鸡零狗碎（当然也有很有意义的鸡零狗碎）写出来放在网络上给人看，给人评，给人骂。那现在同样火得一塌糊涂的《论语》何尝不也是一个博客呢？

孔夫子端坐案前，不知何故，心念一动：只有上帝和狼才会享受孤独。如果此刻又一个朋友从远方来看我，这是件多么爽的事啊！于是捏花一笑，今天的博客有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短小精悍，很是符合博客文章的格式。当然，老夫子不用自己亲手在键盘上“ABC”的敲出来，自由学生在旁代劳，装订成册，并且作为一个热门博客，更有众多跟贴，其中最活跃的跟贴者就有七十二个，比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等等。而且分工合作，角色分明：有专门扮天真状提问的，有专门扮愤青状质问的，也有专门现身说法的，把个博客弄得风生水起，好不热闹。

徐静蕾把博客印成书，《老徐的博客》结果卖得不好；土里土气的孔夫子，坐着牛车到处推销自己的博客，却让《论语》畅销了千年。你看，孔夫子比老徐时尚多了。

       他比杰伦更流行

你以为追星是舶来品？你以为从来就没有周杰伦这样的大众情人？错了，他，柳永，比结论流行一百倍。

卖菜的大妈会唱《双截棍》吗？但在宋朝，在井边洗菜的大婶就会唱柳永新填的词牌。柳永的名声在当时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周杰伦，说不上多阳春白雪，但够出名。连仁宗皇帝都喜欢K柳永的歌，每次皇宫举行国宴都要让乐工反复演唱柳永的作品。柳永最铁杆的支持者，是青楼的广大从业人员，柳永是花街柳巷的皇帝。那时的朝鲜、日本都有大量柳永的粉丝。我猜，他的粉丝可能都自称“柳丝”。

和现在有倒周派和挺周派一样，当时也有倒柳派和挺柳派。当时有一个司长在开封城里下馆子，一边吃还一边大骂柳永下酒。一个老太监听不下去了，那了纸笔跪在司长面前说：您觉得柳永不成，那你写一首给大伙开开眼？“倒柳”和“挺柳”矛盾之尖锐，由此可见。

太阳下没有新鲜的东西，现在看上去时尚的玩意，也许其实我们早就玩过。

扒了时尚的皮，它就是隔壁的邻居张小二，而不是你不认识的彼得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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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Prada的××

有些东西，遭遇了和雷锋一样的命运。幸运的是，他们和雷锋一样，被人们重新定义了。

       酒吧@新红资客栈

如果没有任何解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你会马上逃离这个名叫“新红资客栈”的四合院。磨出了毛边的沙发，茶几玻璃板下压着的发旧的照片——和小时候去父母单位所见到的一样。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曾是张学良的行馆，川岛芳子在这里长期居住。而这些沙发都是中南海更新换代时淘来的，中国几乎所有高级政要都曾坐过。

所以，他们说，这个酒吧的红色贵族气质是任何城市都无法媲美的。许多国外人士都会慕名而来。

       图书@读库

如果把《读库》缩小到火柴盒那么大，那么它看起来就是一个火柴盒，而且还是那种不景气到只能把品牌打在上面的小作坊。

《读库》是一本书，没有刊号没有发行没有广告，封面是白色卡片翻过来做的，作者都是百度搜不到的人，如果不是表达需要，里面可能没有一张插图……但就是这样一本书，从2006年出了第一期0600后，每期已经卖到了15000册。肉麻话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本可以改变人的阅读偏见，甚至阅读习惯的刊物。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是。

       餐厅@胡同

又是四合院！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勇士，第二个吃螃蟹的就是跟风，不过，这也得看四合院盖在了哪里。只要你有心，在北京找个四合院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你在一个以地少人多而不得不把楼房盖的越来越高的国际大都市——比如香港——找到一家四合院便是一个007的花絮故事了。但是，奇迹真的出现了。当你坐着电梯来到摩天大楼的顶层，电梯门徐徐打开，一个四合院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该如何表达？

       设计@I

这个胖胖小男孩本来是一个叫汪钰伟的年轻人的自画像，名字叫“I”。他放在MSN上跟大家搞笑，没想到一个加拿大的玩具代理商看上了他，于是他就成了该公司第18个签约设计师，也是第一个华人设计师。

看上去这个玩偶，但是为了这些简单的线条，他琢磨了两个星期，做了三十多个身子，但是最后还是确定这样圆圆的身体，手背在后面。他负责设计“I”的相关产品，比如T恤衫、茶杯、手机链、橡胶玩偶、1米5高的限量版等……

       广告@漂亮的乌龟壳

一个漂亮干净的乌龟壳，你能想到什么？一幅卖不出去的摄影作品？一个人对乌龟宠物的热情表达？其实它是——

哦，其实也没什么，这只是一个吸尘器的广告而已。碰巧的是，它还获得了2000年的戛纳铜狮。

林奕华：陈冠希 A to Z（转） - [文摘/Digest]

右为林奕华

昨天在凤凰资讯台看了一个探讨陈冠希事件的片子，片里梁文道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陈冠希事件”其实是给媒体和民众出的一套读图题，主持人问他，多少分，他很失望地回答，不及格！为什么？看看各大网站的报道吧，原本应为最大受害者之一的陈冠希已然成了“罪魁祸首”，道德成为全民手中的尚方宝剑。问题是，假如陈冠希合法的私生活得不到尊重和保护，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的私人权利不会受到侵犯呢？非法公布个人的自拍照跟警察入室逮捕自个儿家里看毛片儿的夫妻以及红卫兵随意入室抄家打砸抢有本质的区别么？下面推荐一篇林奕华写的相关文章，用A2Z的形式来探讨陈冠希背后的问题，有意思！

（明报副刊周日话题）　

陈冠希作为比喻的A to Z

文/林奕华 　

2008年2月17日

A is for Angel / Adult / Apologize

天使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他是男性的使者。人们把天使转化成女性，本身已具有「性」意味，就像肥皂泡出现在洗碗盘中与音乐影带里是两回事，一个的产生是基于化学反应，另一个是借化学反应的视觉来比喻容易破灭的美丽。

虽说阿娇的「天使(纯洁)」形象在陈冠希照片风暴中被彻底粉碎，但若从「天使」为何由男变女的本质问题上来看，「她」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性使者」(在出道歌曲《明爱暗恋补习社》已穿泳衣)。撇开 阿娇是个成年人，今次事件并容或令人发现「天使」也有性生活，但「天使」只是一个角色，扮演她的演员私下有覑正常人的生活，既然如此，她哪里有错，为何因此要向大众道歉？抑或，大众是想以要求阿娇之名来上演一出公审戏，又名《特区十大酷刑》？

B is for Blow Job (a.k.a. KJ)

口交是今次事件的第一主角。在陈冠希的阳具前，「淑女」也会变了大众从未见过有此神态的另一个人。当陈为对手「口交」时，镜头下的「天使」与平日模样又是大 不一样。两者都巩固了男性的优越感。但更触动大众神经的，应是前者——口交一直被认为是取悦男性的「手段」，因为它是「骯脏」的，加上镜头前「甘之如饴」 的都是知名女艺人，大众——不论男女——的心理难免会又爱又恨，又妒又羡。

陈冠希选择纪录口交而不是不同姿式的性行为，谁说不是出于追求心理满足多于肉体满足。

C is for Cecelia / Consumption / Conspiracy

张柏芝的罗曼史将来不难成为回忆录、畅销书、电影、电视剧。所以找她拍电视剧《周璇》是注定失败——在命途多舛的金嗓子之前，张只有更larger than life。在这方面，她与谢霆锋确是「地设一双」，分别只在一个是后天培养，一个是生下来便要成为「名人／艺人」。张在照片风波中没有「破坏(个人)形象」的问题，只有「(伦理)角色冲突」的矛盾——丈夫是圈内人，自己又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自由」已经不属于她了。所以传媒对张的消费，一直指向(捣碎)她的「家庭」。

是「策略」，也是「阴谋」。

D is for Desperate / Desire

Desperate Housewives一直没有最佳中文译名，因为desperate是种只能意会，不能直译的状态。不是完全没有，广东话的「猴擒」、「擒青」便能传神地道出我们的饥饿。

陈冠希照片事件是一次「香港人有几desperate」的鲜活写照。Desperate的，也就是极度心痒难熬和饥渴的，是这边厢很想得到(否则不会演变成 照片没有「源头」)，但又不屑不齿相中所见事物；很想跟人讨论交流，但又要先表明道德立场；很想事件有更重口味的发展，但又不愿反问自己为何有此倾向；很想有人为事件付出巨大代价，但又不认为自己的消费态度也会有代价；很想很想得到很多，但又不知道自己真想和最想要什么。

Desperateness的源头，正是搞不懂「想」和「要」。原来陈冠希比我们更清楚什么是他的「想」和「要」。

E is for Edison / Ego / Envy

如果那个人不是陈冠希，谁会更有「资格」与一众疑似或涉嫌与案有关的女星拉上「性」关系？说到涉嫌，现在是任何女星都有可能，因为陈冠希有条件令不可能成为可能。说真的，我倒想知道陈的同辈艺人怎么想——假设男性的天性之一是「竞争」。

尽 管在事件未发生前，他的一言一行均已是引发妒忌的火种。「赚够2000万美金便退休，现时已距离不远」云云。陈冠希某程度上是集《鹿鼎记》中的康熙与韦小 宝于一身。他既是CEO，又是街头小子，的确会叫还未找到自己的年轻男性「晕眩」。「晕眩」源于失去方向感，陈冠希之所以激怒很多男性，是因为这些照片令 他们相信没有事物是不可能的，但一照镜子，又要面对因为条件不及陈冠希，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作为这次事件的受害人之一，陈却被视为是罪魁祸首，说到底可能还是与他的条件给很多人带来了身分焦虑和自卑感有莫大关系。

F is for Fetishism / Friendship

照片是「对象」。又因为被拍摄的对象(物)经过「构图」会给观者带来欲望(与满足)，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镜头来透视一个人的灵与欲。由手机附带摄录功能，到每个部落格上都少不了照片浏览，充分说明这是个「物」比「人」重要的时代。聆听不再比观看重要。「观看」作为感官之一，确是更能令我 们掌握生命的「价值」：说话不可能被量化，但食物、风景，统统都可以。由此可知，「经验」已失去了被心领神会的意义，它(们)就是要经历首先被「物质化」，再加以炫耀，继而才能所谓「分享」——其实是害怕「口讲无凭」。

每个人都要手执保障自己／证明自己的token(筹码)才能自觉存在，彼此友谊(以及其连结)如是也由恋物来维系。

G is for Gillian / Guilty / Girl

香港文化并不鼓励「女孩」变成「女人」。一听到别人尊称她为「女人」，大多数廿岁以上的香港女性均会流露闻到异味，或踩到异物的神态。早上几年，可能还附送一声「啋！」。「女孩」与「女人」之差别，在处女膜。

香港女性一方面甚少受离家文化影响——不像台湾大陆，为了求学、工作，女性一样要离乡背井，独立便是第一步。虽说那不代表就是「精神独立」，起码被一般人认为需要照顾的性别也要面对独立生活。

香港女孩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社会为什么不让她们替自己负责，却是一味鼓吹等待幸福——终生被「爱」你的男人保护；而换取「幸福」的代价，就是让男人把本来是「女孩」的你变成「女人」。

「阿娇」是这样文化下的产物，因这次事件使她的「内外不一」曝现人前其实是对这种文化的最大讽刺。社会以无形压力迫使她对唔戴眼识人「认错」，是因为不能接受被讽刺之故。

讽刺什么？当然是封建和自欺欺人。

H is for Hypocrite / Hypocritical

「虚伪」两只字在报章头条上被放大，首先使人深思的，倒不是被它们指控的当事人(阿娇)有几表里不一、言不由衷，而是两只字被看到的背景，以及从中引伸出来的定义。

如果我们都能明白，及实事求是地接受一份报章可以在新闻版道貌岸然，在风月版却是「大滚友」，那么，要求一个廿六七岁的女艺人彻头彻尾是童话中的仙子或公 主，便是选择性地提出指控。因为，艺人明显是娱乐工业一部分，「童话」的存在是补偿现实中不能达成的美梦，只有儿童(天真)或思想不成熟的人(幼稚)才会 相信看似童话人物的艺人是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卡通人物。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一边如此世故，同时又如此无知？抑或，无知不过是一种伪装，为的是开 脱自己的锄弱扶强？以谴责阿娇「虚伪」为例， 只要认识问题的本质，任何人都知道她的「虚伪」只是服膺虚伪的娱乐制度，甚至是媒体制度——「她」的「纯情」，难道不是由这些制度按照市场需求而塑造？大众渴望她永远保持贞洁，但在渴望背后又隐藏覑对她的性幻想——何尝不是出于充满吊诡和抑压的欲望？

不去反思自己的矛盾，偏去怪罪一个平日尽量替大众「圆梦」，却因一次意外而打碎集体幻想的艺人「虚伪」，请问是谁的不诚实和说一套做一套对社会造成更大的误导和影响？

即便阿娇真是「虚伪」，她「口不对心」的理由已是人所共知， 但在这时候还以道德之名摇旗吶喊要她「全盘交代」者，目的却是希望消费过程中更多细节(甚至牟利)，那就更是典型贼喊捉贼，真的很虚伪。

I is for Ignorance / (Dis)illusion

陈 冠希照片风波的社会意义可分成消费和反思两种。它们当然不是非黑即白。有些是消费占九十巴仙，思考才一点点。另一些是消费之余，觉得它带出大量议题和问 号，这些议题和问号既不是因这次事件而起，也不会随事件平息后消失；相反，食髓知味者会继续寻找类似题材再接再厉——在物质层次追求「问题」的来龙去脉， 结果只会是同一问题的recycling。真要说到一次事件与另一次事件的差异，那也只会是无关宏旨(trivial)的细节，以今次事件为例。它的本质和过去或将来的名人丑闻可说全无改变，都是把集体的性抑压以消费别人的不幸来宣泄。

不能在不断重复的经验中学乖，是因为没有进步的自觉？抑或，在一个物质挂帅的社会里，跳不出消费框框是我们的宿命？

J is for Justice

陈冠希引起的「公愤」，那个「公」字诚属可圈可点。明明是他的私隐在非自愿情下被公开消遣，却因为「他害苦了几名女艺人」而必须站出来「向大众交代事件的 全部过程」。因为有人名节受到「损害」(damage)，所以，「大众便有知道全部真相的权利」。与此同时，「损害」女艺人的主要证物——性爱照片，却无 日无之不断被放在公众空间供大众评头品足或感叹「女艺人何其虚伪」。

如果你会被上述的逻辑弄得昏头转向、啼笑皆非，我想有此感受的不止一个 人。说明了「公义」的定义可以随着利益和立场的改变而转变。「公义」理应源自公理。最显浅的公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从今次事件可见，媒体与网民在发布事件最新材料上的不落人后，完全是以满足大众的欲望为出发点。

「公义」，成了吃餬的一张百搭牌。

K is for Killer

奇拿在《死亡笔记》中是个替天行道者。如果陈冠希案中真有手执所有照片与录像片段的「杀手」，他的动机又是哪一种替天行道，抑或是要复哪一种仇？

太多了。正如前述，许多得不到被教育、被灌输必须得到某些东西的人都自觉是被辜负、被背叛、被遗弃、被牺牲的「失败者」。尤其在这「每个人都有15分钟成为名人」的时代里，失败者的伤痕、仇恨并非来自个人恩怨，而是如大坦克车般把他(或她)压扁的「成功意识」。

名人成为被媒体开刀的对象，是身分地位焦虑大幅度发酵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欲望造成我们内伤，受伤更不会令我们明白休养生息的重要，反之，只会加深对欲望追求的迫切感。既然积极无用，消极的满足——如摧毁别人——也能带来成就感。

都说奇拿揭穿艺人的荒淫虚伪，但谁敢说易地而处，「他」不会一样物尽其用？所以，我们就是奇拿，奇拿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不敢挑战建构大众欲望的制度，而只敢让条件容或比我们好，但同样是受害的人活得不好过。

L is for Link

「连结」这个词的意义是被陈冠希事件改写的4个词汇之一。另外3个是「疑似」、「朋友」、「源头」。经陈冠希事件一役，「连结」不再是单纯存在于网页与网页之 间的关系，它变成一种默契，一个暗号，一种令网民感觉自己属于某个秘密组织的认同，通过进入这些「连结」，大家犹如听命于同一首领，一个「党」或「帮派」 如是成立。

这种权力结构符合了男性世界的团结心理，个中内容更是大多数男性趋之若鹜的「性」。由此或可推想，从以往男性在网络空间各自为政 地看「咸相」，今次事件也许会像「芝麻，开门」，未来将大大增加男性「分享」情色信息的意欲和合作。或可以说，是「性」令网上的男性更加团结，团结的程 度，从近期数百网民上街对抗警权可见一斑——以往都说网民只会躲在虚空间，但因陈冠希事件，他们不但现身现实，还挑战现实。

政治没有的力量，「性」有，原因是？

M is for Morals

阿娇也好，陈冠希也好，二人在今次事件中蒙受的损失再大，承受的压力再大，在媒体和大众眼中，都不能开脱「影响年轻人道德观」的责任。

什么是「年轻人道德观」？

在权威(泛指家长)的理想中，年轻人都是白纸，并且以保护他们继续「白纸」下去之名来禁制他们从经验中找到自己，认识自己。有一次我在某教会中学便听过一位 校长理所当然地说：「外面的世界如此混乱，我不能容许我的学生和它发生任何接触。」我的第一个反问是：「你打算让他们一辈子住在校内？」她明显把「我的」看得比一切重要。

每个成年人都曾是年轻人。很多今日说要保护年轻人不让他们被不良风气腐化的父母，过去都曾反抗以同样道理压制他们的上一 代。但在今天，他们不想子女道德沦亡的同时，自己的人际与情欲关系却无比复杂混乱。我的意思是，不知多少人是消极利用道德来避免「问题」的产生，反而不去教育子女(或自己)以多角度思考和培养辨别是非能力来响应人生中的什么是对和错。

陈冠希事件在很多「家长」眼中的「罪恶」，乍看是「性」，其实主要还是「不能吃亏」的功利心态。谁叫「性」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向不被看成是人格发展的重要一步，却是某种的话事啤——最紧要筹码？

在向来重「着数(好处)教育」而轻「道德教育」的香港地，成年人们总是要年轻人成为他们自己不能成为的那个人。

N is for Narcissism / Notebook / Necrophilia

照片中从不放过望镜头的陈冠希的犹如水仙花。渴望藉照片满足欲望的人则像希治阁电影《迷魂记》的男主角詹士史钊活。在经历一次情欲关系的失败后，不再追求新经验的他，只能把对一个死去女人的欲望重塑在另一个女人的肉体上。是他失去希望，导致他的欲望也少了应有的生命力。

利用陈冠希这些照片的人其实没有「分享」到他的自恋，相反，他的眼神或只会令一些人「自惭形秽」，于是连带影响他们对照片中的女艺人的观感——只要明知自己 条件比不上陈，现实中对陈说「Yes!」的女性便有可能对他说「No!」，女艺人的相片如是成为最佳的心理补偿品——就像死尸一般，她们没有拒绝的能力。

是陈冠希以照片形式令他们的欲望变成「死物」，他们才能从陈给他们造成的无力感中得回操控欲望的权力。

O is for Obsession

沉迷是一种征状。日本人将沉迷化成艺术，造就名叫达人的收藏艺术家。达人能从普通人的境界中升华，是有「病人」的执迷，却比「病人」理智清醒。他们把收藏变成艺术，他们的精神，其实与艺术家无异。

假以时日，陈冠希拍摄的这些照片未尝不可能让他既成达人，又是艺术家──他收藏的是自己的作品。「收藏」或许也有公开展览一天(如果没有今次事件)：或是社会风气变了、开放了，不再把情欲当成禁忌或筹码，并且懂得分辨艺术和无聊的差别——疑似张柏芝的好些照片，以至某些口交照片都有一定美学价值(卫道之士请 不要指摘我这样写是鼓吹青少年进行模仿，即便青少年真的拍了类似照片，美就是美，美的标准只能在艺术的标准下被评论，正如不能因为一个人善良和正直，他的 画就自然「美」，道德成就不应该被等同为艺术成就，反之亦然)。

简单来说，陈作为摄影师，他有他的「眼睛」。

但社会上大多数 人看待这些照片，除了「淫贱」还是「淫贱」，这当中岂不反映出一个可能性：陈冠希的沉迷为他留下「恶名」外，也留下有可能成为艺术品的一些照片，而沉迷于性和身体单一被看作「引人犯罪」的我们，则一如柏拉图著名的「洞穴神话」中被锁在山洞里的野人，看见墙上被火光投影的树和山便以为是世界的全部？

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如此害怕和逃避真实世界？害怕和逃避的程度，直逼一种沉迷？

P is for Philosophy

一 件小事都可以触发思考，何况大事如天天在报章头条上和我们打招呼的陈冠希照片事件？按照事态发展，不幸中之大幸是没有「弄出人命」——媒体今日传言这个自杀，那个崩溃，还有「江湖中人下追杀令」——事件的严重性可想而知。那样一桩大事，理应让我们好好问明「这是怎么一回事？」。

由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其实是藉此离开物质世界而进入观念世界。何谓观念？连小孩子都会回答：「那便是我们心里所想的。」在今次事件中，大众执着的无一不是「观念」， 譬如道德、公义、诚信(虚伪)、责任、真实、艺术等。但在媒体上谈到这些观念时，却经常出现人们对于它们的含意只有显而易见、笼统的定义，像「道德很重 要」，但就没有说明道德有多少层面，它在什么时候发挥的力量对最多人和长远来说是最有利。

意思是，我们好象在探索事件的本质和意义，实际上却受制于观念的含糊而使许多讨论变得以偏概全。

陈冠希事件必然会把讨论带到探求心灵品质的范畴内，只不过许多当前被社会大众提出的问题都不是以厘清思想为目标，自然不可能给目前的困境(看来事件将无止尽无了期地「发展」下去)找到出路。

「我们能够做什么？」——重点可能不在「做」，而是更应清楚了解「什么是我们？」

Q is for Questions

这次事件让你想到多少有关自己的问题？
这次事件让你想到多少你不想讨论的问题？
这次事件让你想到多少你不懂得如何组织的问题？
这次事件让你想到多少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
这次事件有没有让你在问问题中认识到更多自己？
这次事件有没有让你在问问题中发现更隐藏的自己？
这次事件有没有让你在问问题时更明白自己的想法？
明白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帮助你把今次事件看得更清楚？

R is for Responsibility / Role Model

陈 冠希与阿娇是今次事件中「暴风眼」。凭阿娇在公益事业上对社会的贡献，她领取「十大杰出青年」本来指日可待，现今却因在艳照风波中被看见与人有性行为，由 于她被公认是青少年成长路上的良伴与模楷，「失身」事小，「失职」事大，真要社会大众对她如以往般宠爱，她要面对的是即便不是满途荆棘，也将是漫漫长路。

至于陈冠希，「贱男」的令牌由梁荣忠手上接过，虽不排除暗中仍有人对他投以艳羡目光，但公开叫骂者只会有多没少。

很明显，社会对二人身受的痛苦不予同情，是因为我们假设了「偶像」的责任就是代替父母、老师「教好」年轻人们，而不是父母、老师自觉自己应该先教懂年轻人该如何面对、阅读、反思流行文化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试想想，「偶像」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商品无异，但是会有父母、老师叫一张按摩椅「教好」年轻人吗？一张按摩椅有可能「教懂」年轻人什么是忠诚和洁身自爱吗？

把「偶像」的「代言」当成「真言」，若是发生在入世未深的年轻人身上还「情有可原」，我们的社会却是身为家长，老师者跑出来吶喊「我被骗了」，这个现象，在荒谬、荒诞、荒唐3个形容词中，哪一个才最适合？

长大代表有覑承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它也是对生命进程有覑好奇和热诚。今天看来，Twins受欢迎于3岁至80岁甚至足以象征某种香港精神，可能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人有不少是抗拒成长，因为他们抗拒责任。

S is for Source / Suspect

无独有偶，「源头」和「疑似」同时在Ｓ这个字母下找到了它们的家。前者经陈冠希事件洗礼后，代表网络世界向权威的警方面上打一巴掌。警务处助理处长笑骑骑的 「就算没有捉到『源头』，但已非常接近『源头』」言犹在耳，「源头」的定义已变成「没有源头」，或「处处都是源头」。《廿二世纪杀人网络》的复制人场面原 来可以这番面貌出现在眼下的香港。

接下来更发现被扣押的「源头」根本不足以入罪。疑犯被当庭释放的前一日，新照片又有两张面世。结果是，「疑似」犯罪者原来不是元凶，被戴上「疑似」帽子的受害人却一一站出来脱下帽子。短短两周，香港人在「源头」和「疑似」两个名词中见识了一场从字面到意义上的大混乱。

T is for Twins / Taboos / Tattoos

陈冠希事件令Twins的双生儿命运从此不一样——我认识一个自阿娇阿Sa出道至今年1月27日前还分不开谁是谁的朋友。但在阿娇几近日日登上报章头条之后，他发现即便Twins跟往常一样二人同场出现，他的眼睛大部分时间都在留意阿娇。

阿娇好象少了一些什么，又多了一些什么。阿Sa却仍旧是阿Sa。所以，是看不见的一些东西令阿娇更被看得见，短期内阿Sa要在阿娇身旁争回目光还真不容易。

看得见和看不见在事件中的另一层意义，是如何藉大小特征进行对相中人是真是假的验明正身。张柏芝的纹身如是成为关键。可以想象、经历网民、媒体的放大和多番鉴证，同样的纹身对张芝将有极不同的意义——谁愿意自己喜爱的东西，有一天反过来成了使自己受伤害的指控。

女人的禁忌之一，是她们的情欲只可以被想象，但不能被看见。

U is for Un

Unloved——不被爱的人会把渴望被爱转化成对自己的伤害；
Undesired——不被欲望的人会对自己的欲望抱持轻视，甚至鄙夷；
Uncivilized——欲望是由文明建构，欲望也是由文明控管。唯有打破欲望规条才能使人得到自由。但那将被视为颠覆社会秩序，是不文明的。
Uncontrollable——欲望不能被控制，但可以升华。陈冠希的照片或可提供一个问题的思考：拍摄者的动机，有没有可能是想让他对相中人的欲望升华？(如果你能从拍摄构图和被拍者的神态看到摄影师与她们的情感互动)

V is for Vanity / Victory / Victims

拍照要拍得开心，虚荣心不可缺。否则在镜头前，我们会无所适从。每一张被拍者竖起Ｖ字手势的照片，都让人看见以下信息：一是他或她认为胜利手势带来最佳状态 (姑勿论有几人Ｖ我Ｖ)；二是在最佳状态下留影，将令相片更有分享(给人看)与保存(给自己看)价值。虚荣心，便是渗透于拍摄一张寄望人家赞赏、自己欣赏 的照片的时候。

女艺人们在陈冠希照片中留下了明知不会被大众赞赏的影像，但每一个的神态都是自己欣赏的。从这角度看来，不管嘴里含什么或 身体哪个器官成为焦点，她们的眼神大多流露对镜头——也是拍摄者的信任和恋恋。有着感情的眼神，使这些照片不同于为了卖钱而拍的色情照，它们纵然也有展览成分，但被展示的不只是身体，更多的其实是被欣赏的愉悦。

是某种所谓虚荣的被满足。

如果相中不是赤裸或半裸，它们其实和一般男友替女友拍的沙龙照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的地方在被拍者的被释放感——是「他」让她觉得自己有吸引力和美。

数十年后，我们也许才能因为事过情迁平心静气的看到这些照片除了身体，还有别的。必然要到那些年后，我们才可能会觉得相中女艺人的神情面貌，是在陈冠希的镜 头下才被捕捉到。必然是要到那时候，我们可能才有机会明白「受害人」所受到的各种损害并非尽是来自照片本身，而是我们看它们(也是她们)的眼光。

W is for Witch-hunt

「抓女巫」的最恐怖之处，是抓到后来，每个人都会被发现和女巫有关系，最后，没有人不是该死的女巫，因为「抓女巫」的终极目的是铲除异己。即是，不是自己便是异己。

社会对待非我族类者的非理性排斥，必先要有大众支持。但大众可以是工具，而且这工具很好利用——只要他们的观点一致，口径一致。例如才听见「道德」便一呼百诺，而不是听清楚听明白前文后理。

陈冠希事件在网上和媒体燃烧至今，趋势是牵连愈多人愈好。大众似都情愿把时间用在迅速繁殖的人物关系图表，相片本身，却似乎没有被看清楚。这有点像证据还未成立，警方已在大肆搜捕和检控。警察这样做会被非议，但当我们自己犯上同样毛病，却鲜有人提出危险就在前面。

X is for CGX

这不是为陈冠希辩护的文章。但在全体香港市民对抗陈冠希之际，我们必须检视他和他的相片是否也是一种催化剂。他和他的相片如果出现在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社会 下，自必有不同后遗。如果是中东国家，则不可能被印成人手一本的照片集。如果是欧美，也不可能在照片版权仍未澄清属谁便被媒体抢闸用来牟利。随便两个例 子，便已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一方面对事件咬牙切齿，与此同时又接受平面媒体以公众有知情权的名义来剥削一众受害人，包括陈冠希。

陈冠希拍摄这些相片是否不道德和他在事件中有没有受到剥削两件事情不应混为一谈。但大众对待事件的态度一直有被媒体操弄之嫌，多少印证了香港人喜欢谈论却不擅长思考。 只是未经思辨的逻辑又怎能成为将人入罪的控诉？是否因为随便谈论别人不容易被追究责任，我们才肆无忌惮人云亦云？

责任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一个社会出现这么多无从理清头绪的「问题」，作为其中一分子，什么是我们必须做的？

Y is for Y-me

任何谁都会在发生不幸时问「何必偏偏选中我？」。陈冠希和一众受害人却较难在今次事件中有此一问，因为答案太简单了：「名人」在光，任何时刻都会更易被选中。

但是除了实际的被选中，也有另一层面的「避无可避」：有财富，有地位的人原来一样要面对「成长」的磨难的痛苦。甚至，愈是拥有某些特权的人愈让我们看见磨难与痛苦的加倍。

如果真要让年轻人在今次事件中得到启发(谁说成年人不需要？)，它可能就是如何才能在众声喧哗，却没有几多不同想法和看法的社会找到能够让我们独立思考的空间？

Z is for Zzzz……

下午5时提笔，清晨7时完稿，还可以睡一个两小时的觉。

原文（貌似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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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听：战争（featuring Hanjin/MC 仁/胡蓓蔚）

作词：Mc仁/陈少琪/陈焕仁
作曲：周杰伦
选自专辑：Please Steal This Album（2004）

（陈冠希）

打，我而家就去打仗
打，属于我自己既一场仗
假若现实世界根本就系一个战场
咁一切现象系咪一个残酷假象

假如现实要我去打一场假仗
打住乜野旗号打一场点样既仗
打得唔好我既生命就此划上句号
问得唔好我应该问生命一个乜野问号

问我悲哭声可以有几多几多
问我童谣用乜野号角可以吹乜野悲歌
歌舞升平既世界几可听到凯旋歌曲
曲终人散既时候只有剩低几个几个?

我问我我既战友系咪就系我一个
我为我既生命战斗要我保卫我
我话我进一步退一步我都难过
我想我放弃我唔再识分对错

（胡蓓蔚）

成日顾前顾后想不靠行左转右
是我打呢仗自作自受

（Hanjin）

想着 感着 看着 听着
能不能听到有个好声笑
是否每个人都是盲将
你的字眼能否当手枪
然后将他瞄在我身上
你当我死我还在站着
战停你毁了但我还在战着
就 那么一句话 就得把我毁了慢着
什么国旗 谁在下命令
谁的747 谁制我死定
谁是我的敌人
不可能是好人是品质差的人
无法容忍者不是军人怎么确认 一个都不认识
仍知没仁义没仁义背着世界的负担
听我喊换人奂仁
还我仍是我的自尊
有一刻你发现
精神能敌倒欲望
习惯熬过你的妄想
你所有悲伤
死亡是否 可能是我生命的解放
问题是我知何时但不知为何要解放

（胡蓓蔚）

成日斗前斗后
想走都难自己走
有伤口有时得手有时失手我都要受
成日顾前顾后想不靠行左转右
是我打呢仗自作自受

（陈焕仁）

米高峰 check one two one
the one and everyone is innocent
edison mc 陈奂仁
而家就rap一d野关于战争
世上某d角落每日都有战争发生
每人都参与每人都有内心斗争
危险既系战场上枪林弹雨血肉横飞
危险既系支咪加唇枪舌剑口沫横飞
呢首歌系一场战争
三个血肉者你同我同佢边个
可以选择做旁观者
无人会钟意见到遍地死者
无人会钟意做战地记者
唔想知道乜野叫做战争罪行
剩系知道呢度法律唔保障所有既人
自己做军备竞赛
自己打自己几仗
自己俘掳自己自己混自己既帐

（胡蓓蔚）

成日要名要利
冲冲冲从未识死
再不分战场屋企爱人知己我想胜利
行或企如战地
很想死而未敢死
是我想得太尽要争气

成日斗前斗后
想走都难自己走
有伤口有时得手有时失手我都要受
成日顾前顾后
想不靠行左转右
是我打呢仗自作自受

*网上搜到的《战争》歌词几乎都没有中间Hanjin那段普通话说唱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80217/vzb1h.htm

摇摆与分化：音乐和利润（转） - [文摘/Digest]

（南方周末报道）

摇摆与分化：音乐和利润
2007年度音乐行业观察　　　　
　　
记者/程绮瑾
　　　　
2008年1月19日，在南方周末主办的2007年度致敬中国文化原创榜现场，乐评人郝舫引用了民谣音乐人万晓利的专辑名字来概括这一年的中国音乐——“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这句话的前提，是对于音乐市场颓势的一片哀叹。不用周杰伦去炮轰陈杉泽——更何况炮轰唱片销量注水的招数，宋柯已经在2006年宣传李宇春的专辑时用过——流行音乐的唱片销量锐减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这个具体的数字，从来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在中国的文化产业里，音乐产业是入行门槛最低，也最市场化的，只不过，这个市场长期以来表现为无序、混乱。2005年骤然兴起的数字音乐概念在两年后也陷入迷局，关于数字音乐的数字同样是一笔算不清的账。
　　
“从我入行的那一天，就听说行情不好。没想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不好。”音乐人小柯的这一说法并不新鲜。自己开小公司做老板的小柯和签约大公司索尼BMG的莫文蔚不约而同地在2007年发行新专辑的时候宣布：“以后不再出唱片，要转战舞台。”两人的宣言代表着他们背后的利益群体在试探媒体和公众的反应——舞台能否带来新的商机，他们自己心里也没谱。
　　
一手打造了《悲惨世界》、《猫》、《歌剧魅影》等音乐剧的金牌制作人卡梅隆·麦金托什在2007年9月热热闹闹地与中演集团签了合同，要合作中文版音乐剧《悲惨世界》，结果不了了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麦金托什曾说过，他之前带来中国演出的英文版音乐剧都是不赚钱的，也一直在观望中国的音乐剧市场是否已经成熟。当中国文化部通过英国文化部官员联系上麦金托什，并邀请他来中国，他才决定与中演签订这个合同，他同时强调：“我来北京不是来开拓市场的。”

 郝舫

郝舫的判断并不是从市场的角度出发：“从听众的角度，这是有意思的一年。”有人哀叹这两年没有一首红遍全国的歌曲，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听众的选择更多元。2007年，人们的耳朵不再只被周杰伦、选秀歌手、网络歌曲霸占。喜欢民谣的可以去听周云蓬、万晓利，喜欢摇滚的可以去听Carsick　Cars、后海大鲨鱼，喜欢实验音乐的可以去听小河、李带果，喜欢世界音乐的可以去听萨顶顶、狼图腾，喜欢音乐剧的可以去听三宝、小柯，想听到老炮的坚持可以去听郑钧、汪峰，想听浅吟轻唱私心情的可以去听张悬、曹方……一家公司关门了，另一家公司开业了。有人扛不住转行了，有人留下来重新洗牌继续玩。
　　
独立做音乐的小河对于商业市场的起伏没有太多感受：“因为我们从来也没吃过特别甜的果子，所以也不知道现在有多苦，至少我还可以自己发CD，挣得不多，但也不会赔钱。”
　　
“好多人终于想通了，别去计较什么代表未来方向，也别说谁做的就都是垃圾，不如自己多做，自己拿出玩意儿。现在的乐队，那种死磕的越来越少了，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少了，好多人有自己的职业养活自己，业余做乐队。有钱买房，没钱租房，有钱买车，没钱打车，心态变好了。相信2008年出来的新作品会更多。”郝舫说。　
　　 　　　　　
      少数音乐公司在赚钱　　
　　
当不少音乐人、乐评人对专门制造“口水歌”的公司表示不屑的同时，业内人士却也承认，“鸟人”是为数不多的还在赚钱的音乐公司之一。
　　
周亚平把几桩侵权案的起诉文件交给一个员工，一再强调：“春节之前一定要立案。”2007年，鸟人公司处理这样的侵权案件两三百起，是他们的日常业务。哪首歌越红哪首歌就越多被侵权，首当其冲的还是在2005年创下单月彩铃下载量500万次纪录、累计铃声下载量超过1亿次的《两只蝴蝶》。2007年，“鸟人”公司再没有一首像这样红遍全国的歌曲，整个歌坛都没有。

周亚平 

关于庞龙和《两只蝴蝶》的爆红，一直是业内流传的关于“鸟人”公司的传奇，连周亚平自己都说：“也是命好，咱也没想到能火到稀巴烂。”当时连庞龙本人都不愿意接受这首由周亚平花1万块钱买下版权的“口水歌”，可是周亚平凭自己的直觉认为“这首歌可能火”，并强迫加进庞龙的专辑里。
　　
如何判断一首歌的商业价值？周亚平说是经验积累下来的直觉，他的公司副经理赵群称之为“灵光一现”。简单地说，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他必须选择受众最多、大众审美重合最多的歌曲。被他视为典范的是当年邓丽君的《卖馄饨》、《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曲。
　　
周亚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样的音乐，我们最后的目的是变成现金，挣钱才是硬道理。”这些语言充满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味道，而周亚平也深知，类似他的公司生产的这种网络歌曲，“版权价值短的半年，长的顶多一两年，火过之后价值就大大缩水。”短期内榨干这种商品的所有价值，是这个商人的逻辑思路。
　　
2007年年初，由光线传媒主办的对华语流行乐坛把脉的座谈会上，周亚平作为网络歌曲生产者代表与音乐制作人高晓松、张亚东打起了嘴仗，后二者直接抨击了周亚平的音乐“商业化”。
　　
***之前，周亚平又接到邀请去参加“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推动网络歌曲健康发展”大会，这次，他又成为中老年艺术家批判对象的一个代表。当年与周亚平一起做音乐编曲的徐沛东现在已成为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关于“抵制网络歌曲恶俗化”的内容。周亚平在会上反驳说“网络歌曲不全是垃圾”，没有被媒体报道。这会议也并没有对周亚平的生意造成实质影响。
　　　　
       数字音乐商机尚未成熟
　　
目前的事实证明，网络下载的商机尚未成熟。在西方，“九寸钉”(Nine Inch Nails)乐队的队长特伦特·雷兹(Trent Reznor)和老牌摇滚乐队“收音头”（Radiohead）在2007都选择了网络上发行专辑，歌迷可以自行选择支付的金额，如果对某首歌曲不满意，可以选择零元，只要支付基本传输费用。这一洋溢着对音乐自信的举动在刚开始被称为是“唱片界的革命”，结局却有些尴尬。截止到2007年11月的统计数据，全球下载“收音头”新专辑的人里，62％的人没有付一分钱，剩下38％的人均为这张专辑支付了6美元，而在美国，一张CD的价格一般是12到20美元。最近，“收音头”将新专辑重新以CD方式发行。特伦特·雷兹在网上发行的则是知名度比“收音头”小很多的说唱歌手Saul　Williams的专辑，他为这张专辑设定了免费或者5美元两种价格。根据特伦特·雷兹自己发布的信息，截止到2008年1月2日，有154449人下载了这张专辑，其中只有18.3％的人选择了支付5美元。
　　
在中国，网络免费下载、免费在线听歌途径更加广泛地存在。2005年底太麦联合中国移动、百度等公司合作的“数字音乐发行联盟”，靠着李宇春的《冬天快乐》昙花一现。在宋柯的赢利模式中，通过DRM(数字权限管理)加密，让下载者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播放平台上听歌，是他赚钱的关键。但是就在2007年，主导数字音乐的两大巨头苹果和微软却提出否定DRM。在这种大潮之下，太合麦田2007年的业务中心又重新回归到内容和演艺经营。
　　
2007年下半年，已经有一些版权代理公司讨论购买歌曲的KTV版权，“KTV版权市场太大了，一年的理论收入110亿，如果能分到一块，是很大的。”业内人士有人断言。
　　　　
       小众音乐和现场效应
　　
2004年，当网络歌曲商机初显的时候，卢中强也曾动了念头。当时，他还在华纳唱片做制作人，曾经为北京太格公司做过一版《老鼠爱大米》的编曲，也通过认识的SP得知，这首歌的彩铃竟然为SP带来每月200万的收入。不久，卢中强从华纳辞职，争取到IDG的投资，成立“网络秀”公司。

 卢中强

卢中强则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与当年“鲍家街43号”电吉他手龙隆、民谣音乐人洪启合作成立的新厂牌“十三月”。与周亚平对赚钱的偏执、坚定不同，卢中强呈现出一种在这个圈子里常见的在赚钱与做音乐之间摇摆的姿态，就像“十三月”这个厂牌与“网络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一样。在朋友老狼的牵线搭桥之下，卢中强签下了民谣音乐人万晓利、苏阳等。
　　
但是到2007年，这两位音乐人并没有给卢中强带来想象中的利润。万晓利的新专辑发行时，抱着幻想的卢中强曾将主打曲《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做成彩铃去打榜。他甚至以“网络秀”制作的郭德纲的相声歌曲的利润换取了这首歌在无线下载排行榜上较好的位置，但是最终彩铃实际成交额几乎为零。
　　
这些并没有减弱卢中强对小众音乐的热情。他又瞄上了另一种赢利方式——现场演出。这次他找到的合作伙伴是星光现场。

 星光现场的演出

据星光现场总经理雪莉介绍，来这里消费的人群主要在18至35岁之间，其中喜欢流行音乐的最多，其次是民谣，剩下的摇滚、说唱等各种音乐风格都有需求。但是星光从开业至今一年半的时间里做的440多场演出是以民谣、摇滚占据多数。
　　
2007年，“十三月”与星光现场合作了20场演出，双方对分票房，因为平均票价维持在50元左右，只有当买票人数超过1000人，演出收支才能持平。这里面只有一场谢天笑的演出过了1000人，其他人的演出观众大多在二三百人。
　　
单单北京一家星光现场满足不了赢利的需要。卢中强征得IDG同意，花300万买了一台演出车——2007年，他的“网络秀”只赚到200万，如果扣掉在“十三月”厂牌的开销，只赚了100万。“下血本买演出车，就是想能开车到外地演出。以往商业演出都不对乐队开放，因为乐队人多，出场的成本高。现在我们自己有车了，音响、灯光也可以自己带着，对乐队演出可能是个突破的途径。”卢中强的脑子里浮想的是乐队参加商业演出的“蛋糕”：迷笛音乐节已经开始赚钱了，还将得到政府的资助；朝阳国际音乐节才做了两三年，已经打出国际影响力；2007年“十三月”参与主办的丽江雪山音乐节也成为丽江政府向***献礼的演出；在呼吁了若干年之后，摇滚、民谣等音乐风格终于走出地下，越来越光明正大，商机成熟了。
　　　　
       奥运会的音乐机遇
　　
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是另一个机遇。2008年，更多的国外音乐人将来到北京。

 2007“北流”舞台上的九寸钉

才做了三届的北京国际流行音乐节，已经能够与做了七年的迷笛音乐节对垒，广告和票务收入也节节高升。2006年出场的“安慰剂”（Placebo）、“劲草”（Supergrass），2007年出场的“九寸钉”、“公敌”，打开了这个音乐节的名气。音乐节的主办方是一家叫“摇滚中国”的公司，老板却是一个混血英国人麦吉生（Jason Magnus）。这个以鲍伯·迪伦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作为他在哈佛大学毕业论文题目的年轻人，手头掌握着外国乐队、外企公司的交情，又能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搭上话，让他的音乐节做得风生水起。将名字定位“流行音乐节”，也明示着这个外国人的目标是让摇滚乐在中国也能像在外国一样流行。

PK14，“亚洲最好的五支乐队之一”

在发掘中国新锐的方向上，新成立的独立音乐厂牌“兵马司”走得更远。这家公司的两个合伙人，一个是PK14主唱杨海崧——2008年新年伊始，《时代》杂志挑选出亚洲最好的五支乐队，PK14位列其中；另一个则是人称“老麦”的麦克·佩蒂斯（Michael Pettis）。老麦有多重身份，他是投资银行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访问教授；他曾在纽约东村开设了Sin Club音乐俱乐部，“音速青年”(Sonic Youth)是那里的常客；现在他在北大附近开了一家音乐酒吧D22，不仅为新锐音乐提供一个展示空间，也成为中国新锐音乐和国外摇滚乐接头之地。

Carsick Cars同名专辑

在D22基础上，2007年老麦联合杨海崧成立了“兵马司”厂牌，旗下乐队之一Carsick Cars在2007年成为“音速青年”欧洲巡演的暖场乐队。也是在他的牵线下，嘻哈乐队“公敌”（Public Enemy）的贝司手成为中国朋克乐队“过失”的制作人。老麦对中国银行资本状况和现行人民币汇率都抱持审慎、批判态度，但对中国摇滚乐新锐的赞美却热情洋溢，认为是“充满了革新手法的令人振奋的独特演奏方式”。他的口味得到了印证，Carsick Cars三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令人侧目的反叛外表，把自己的创意通过音乐来表达，吉他手张守望的噪音拼贴试验很快征服了一批乐迷。偏好乐队音乐的郝舫评价说：“他们提供了中国摇滚乐前所未有的音色。”
　　　　
       DIY：石缝里也能开花？
　　
DIY翻译成中文的大意是“自己动手”。音乐人做音乐自然是要自己动手，但是从一个作品到一份卖钱的商品，这中间是一个复杂流程。“收音头”和特伦特·雷兹网上销售的尴尬经历让西方媒体得出结论：音乐人不是商人，你的营销工作即使不找唱片公司做，总还是得找某个人来做，而不是你自己去做。

[中国孩子] 周云蓬

中国的DIY音乐人们，是另一种故事。民谣音乐人周云蓬原本是希望曾与他签约的“摩登天空”能够为他出他的新专辑《中国孩子》，“由公司来做，无论宣传、运作，自己会省些力气”。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索性自己投入2.5万多元积蓄制作了专辑，这张CD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发行，包装设计都很简单。周云蓬以酒吧巡演的方式，一路唱一路卖。3000张CD目前卖出2000多张。
　　
曹方对DIY有热情。在她的成名专辑《遇见我》里，这个女孩唱着自己写的歌词：“你身上散发着我DIY香皂的榴莲味。”她自己制作的EP《比天空还远》在包装、设计上充满小心思，精美程度甚至超出许多公司的出品。

最终，曾经发行《遇见爱》的上海声像公司愿意再次发行《比天空还远》。他们看重的是曹方的歌迷虽然量不多，但都是正版购买者。销售则是网上书店销售与地面铺货结合。到2008年1月中旬，这5000张唱片已经完全铺货，通过网上书店卖出的已经超过3000张，另有1000多张通过新华书店发售。
　　
“石缝里也能开花，对我来说是很完美的成长。”曹方说。　

原文　

“致敬2007”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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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一代

梁文道：被谋杀的不是音乐，是音乐工业（转） - [文摘/Digest]

梁文道，香港文化教父

（南方都市报讯）

当我在唱片行看见Radiohead的新唱片《In Rainbow》时，我足足花了五分钟去思考，到底该不该买。不买，是因为我早在两个月前就下载了它；买，是因为我仍然摆脱不了听CD的习惯。同时我知道，我得好好珍惜这一刻的犹豫，因为未来（或许就是明年），我们将不再犹豫；未来，我们将向CD说再见；未来，我们终将告别唱片行以及大型唱片公司。

回顾2007年的流行音乐工业，最重要的事件当属Radiohead把四年来的首张新专辑放在网上任人下载。当然，他们还是会出传统的CD，但那是两个多月之后的事。当然，他们不是第一个直接在网上以数位形式出售音乐的组合，可是他们采取了一个独特的形式，任乐迷自行决定要付多少钱去买这张新专辑；如果你觉得不值，你甚至可以不花一分钱就把整张《In Rainbow》下载下来。其实，Radiohead甚至不是第一个使用这套用家定价系统的音乐人，Issa早在几年前就做过这种事了。然而，Radiohead的声势地位是Issa不能相比的，难怪消息一传出来，业界哗然，有些人干脆指责Radiohead“谋杀了音乐”。

被谋杀的不是音乐，而是音乐工业，这是我一向的看法。除非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音乐，否则音乐又怎么会死呢？我们所知道的音乐工业始自留声机的发明，至今不过短短百年，唱片公司的人不能自大到以为自己就是音乐的地步。

David Byrne

08年1月份的IT潮流文化杂志《连线》（Wired）找来另类音乐界的前辈红星，Talking Head的主音兼主力大卫・拜恩（David Byrne）去访问Radiohead的主音兼主力汤・约基（Thom Yorke），两头相遇一起畅谈《In Rainbow》崭新发行方式的来龙去脉。大卫・拜恩一直关心音乐工业的改变，向来争取艺术家更大的创作自由。他在访问之后还有一篇宣称“CD的死是件好事”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精确总结传统唱片公司的功能如下：

1.出资录音工作
2.生产成品
3.发行
4.推广
5.贷款给巡回演唱及化妆等一切周边项目
6.为艺人提供专业建议甚至生涯规划
7.处理财政会计事务

这份清单显示出，传统唱片公司基本上是音乐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其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谁真的需要这种完整的套餐式服务呢？首先，对一般艺人来讲特别头疼的那第五至第七项服务，已经有专门的小公司去承担了。至于录音工程，以往需要花费大笔开支才搞得定的事现在只要一部个人电脑就行了。而唱片的生产与发行，在大家都听MP3的年头，意义也实在不大了。推广营销就更不用大企业代劳，因为Youtube之类的新工具自会动员出一批免费的传销员。

人人都知CD必死无疑，传统唱片公司也注定衰落，但问题是还没有人有一套保证卖音乐可以维生的新方法。情形就和前几年“网络狂潮”人人高喊“内容为王”但又没有牟利之道的时候一样，提供内容的人很多，但利润从何处来呢？如果有那么多免费音乐，我为什么还要掏腰包呢？汤・约基也承认，他们的实验可以牟利是因为他们出名，早有一群忠实粉丝，换了新人或许就行不通了。

2007年就是这道关口，阴云之中有一丝光线。老的正在离去，新的还未出现，尽管我们知道它迟早会来。

原文

梁文道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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