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谋家

这么多年后，我终于完整的看完了一场选秀节目，快女的18进10。

我并不讨厌“快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电视节目，我只是不喜欢天娱的一些运作手法以及其中的黑幕。比如，我以前单位的老板娘“逼”我当玉米的时候曾跟我说过，她知道李宇春的短信票数有水分，但她不在乎。

曾轶可的背后有没有黑幕我不清楚，但是，看完这场比赛，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音乐人（比如黄国伦、高晓松、刘卓辉）看好她。曾轶可的创作确实有一套，感情到位，层次丰富，是我这几年看到的业余创作歌手中印象最深的一个。至少比那个啥“大龄文艺女青年”强多了。

当然，曾轶可的演唱确实比较“有个性”，不过，我一向认为，唱功不应该有标准，任何嗓子都有动人的一面，关键看演唱者的整合能力。整合得好，破锣嗓公鸭嗓也能打动人。比如鲍勃-迪伦PK张学友，你会选谁？

曾轶可的“争议”体现的是“创作”在国人心目中的弱势。一直以来，国内听众对于音乐的欣赏习惯是“听唱”而不是“听歌”。“唱功决定一切”的结果是，过去这些年来，在欧美乐坛各种潮流风起云涌的同时，华语乐坛的男歌手不是拿腔拿调的学张学友就是拿腔拿调学黑人玩“转音”，歌曲创作水平却停滞不前。好容易出了个周杰伦，创作上弄出点不一样的东西，又被人十年如一日的揪着“吐字不清”的小辫子不放。揪着揪着，周杰伦吐字越来越清楚了，可创作水平也开始停滞不前了。

被揪过小辫子的又岂止周杰伦，当年朴树红极一时的时候就没少被人质疑“唱功不行”。

我承认，能飙出海豚音确实挺了不起的，能像Vitas那样N个八度确实牛逼，可是，近年来华语乐坛的低迷证明，对自发创作的忽视最终只会导致活力缺失。乐坛低迷固然有网络冲击的因素在，但是，从前那种以若干幕后创作精英为基础的、单元化规模创作的唱片制作模式显然也是一大元凶。最新的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张惠妹的《阿密特》——歌手将创作权交由几个音乐匠人掌控，最后结果只能是曲风和个人魅力的南辕北辙。

自己写出来的歌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华语乐坛要咸鱼翻身，必须靠创作歌手，而不是“K歌之王”。台湾金曲奖近两年来对创作歌手的扶持用意大概就是如此。能唱会唱之人，在KTV里多了去了，多选几个这样的人，对乐坛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好处。但是，曾轶可这样的人，却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也挺曾轶可。反正快女的报名表里也没规定“唱功”是晋级的唯一标准。

       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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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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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2002年7月4日，艾尔顿-约翰爵士成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第一位荣誉博士。

Carsick Cars

文/耳东

又一届台湾金曲奖结束了，内地的歌迷和媒体又一次趋之若鹜——赞也好，骂也罢，总之都“关注”了，可是，你难道不觉得尴尬么？那只是人家内部的联欢会而已，压根儿就没想过带我们玩儿，李泉还抱怨没去成台湾呢，可是去了又如何？不还是看客？

更尴尬的是，不管这边这么骂，人家想怎么玩就能怎么玩——想挑接班人可以选会搞怪的卢广仲，想挑歌王可以选不可一世的周杰伦，想展示人文关怀可以选唱歌反水库的交工乐队，想体现文化多元可以选客家才俊刘劭希，想捧本土势力可以选闽南歌后江蕙，想搞冷门可以选原住民组合南王姐妹花，想玩摇滚可以选嬉笑怒骂的董事长乐团，想标榜品味可以选“独立女王”陈珊妮……这还没算那些“遗珠”呢，黄立行、陈绮贞、陈升、梁静茹、MC Hotdog……我们呢？

来“假设”一下吧。假设内地的有关部门也立志办个“内地金曲奖”，让我们来看看各大奖项可以颁给谁。“最佳女歌手”，还好，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尚可争一争；“最佳男歌手”呢？孙楠、杨坤还是黄征？或者，选许巍吧，内地销量不比周杰伦低，口碑也好，可是，论全亚洲的辐射范围，还是不能比；然后是“最佳乐团奖”，新裤子和果味VC不错，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总不能选花儿吧？人家自己都折腾不下去了；再来说“最佳专辑”和“年度歌曲”，你挑得出谁？《稻香》感动了两岸三地，《不想放手》叫好又叫座，我们呢？《北京欢迎你》？《少年中国》？OMG！

如果说，主流的奖项怎么样都能凑合着搪塞一下，那么，“内地金曲奖”如果想标榜文化多样性或音乐品味就麻烦了。比如，“台湾金曲奖”原来有“最佳方言男女歌手”，现在分成“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三类，而且颁得越来越热闹，客语乐队“交工乐队”、“生祥和瓦窑炕3”乐队甚至还捞过界，打败过五月天。假设“内地金曲奖”的主办方心血来潮，也想设“方言类”奖项，那么，他可以颁给谁？想来想去，名气最大的就是“吉祥三宝”(蒙语)了，然后是用粤语唱歌的东山少爷和用维语唱歌的艾尔肯。哈萨克乐队IZ和蒙族乐队杭盖很好，可是咱们的媒体何曾关注过？又有多少人知道那个用川北方言唱歌的白水其实比周杰伦的所谓“中国风”要“中国”得多？

“方言”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人文关怀”。假设“内地金曲奖”的主办方也想像台湾金曲奖那样通过选交工乐队或生祥和瓦窑炕3这种富有社会批判精神、为劳苦大众歌唱的乐队来体现“人文关怀”，假设他们也愿意为“好客爱吃饭”这样的乐队提供舞台让他们宣传自己参与的“有机米运动”，那么他们会发现自己根本无从下手。当下的内地音乐人，要么醉生梦死，要么歌功颂德，再就是自怨自艾，谁真正关怀过谁？也许有人会问，周云蓬呢？他不算么？是，幸好我们还有周云蓬，可是，我们好像也就只有周云蓬吧？人家可是集团军哩。

其实，根本没必要费那么老大劲“假设”，只要港台歌手都不来，咱们这边任何一个颁奖礼就立马歇菜。由此可见内地音乐的“贫瘠”——不是真正的“贫瘠”，而是产业的不健全和媒体的目光短浅造成的相对匮乏。当我们的唱片业从业者日复一日地抱怨市场萧条，当我们的媒体工作者们乐此不疲地宣称“音乐要死”，当大多数听众为眼前的假象所蒙蔽以为“音乐”只有周杰伦的时候，在这片热土上，诸如刺猬、声音碎片、白水、周云蓬这样的乐队和歌手正在顽强地创作着真诚且生机勃勃的作品，并获得越多年轻人的认可。他们低调、顽强，不因为渠道的限制而自暴自弃，也没有为了博眼球而炒作或插科打诨，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快男快女)在维护着内地音乐的希望和尊严。

想必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曲奖颁奖前一天，一支叫Carsick Cars的年轻乐队在北京举办了新专辑的首发演出。没有报道、没有炒作、没有造势，可是京城的年轻人仍然闻风而动。有人说，这支乐队未来会被载入史册，可是，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这种“暗涌”能改变内地音乐的“贫瘠”，除非，有人愿意像“金曲奖”的主办方对待闪灵乐团或交工乐队那样给他们机会。还有，我刚买的唱片，好客乐队(好客爱吃饭前身)的《好客戏》，封底上印着“特别感谢出版协助/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字样，咱们那些疲于奔命的独立音乐人们何时也能有这样的“待遇”？会有这么一天么？

原载于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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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1975年6月28日, 美国创作歌手Tim Buckley完成了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巡演，那场演出的1800张门票销售一空。遗憾的是，这也成为Buckley的绝唱。第二天，他死于海洛因和吗啡过量，年仅28岁。

我实在想不到比反旗乐队更朋克的朋克乐队。

我可以想到更流行的、更大牌的、更好听的、更凶猛的、更街头的、更精干的、更脏的，但是想不到更朋克的。

哥几个从不随波逐流、从不谨小慎微、从不拐弯抹角、从不投机取巧、从不捣鼓什么狗屁摇滚歌剧，就是一门心思地跟敌人死磕，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直截了当，十年如一日。

当然，他们也有想入非非的时候，也走过签大公司的弯路（但态度绝无变化）。可是，他们终究没有变成青春日（Green Day，我他妈就叫他们青春日，以后新闻还写他们青春日，咬我啊！），他们又回来了，回到独立厂牌怀抱，带着一张穷凶极恶的专辑，眼神中散发出恶毒的光芒，如一群饿极了的野狼，疯狂地朝猎物猛扑过去。

那篇著名的日记怎么说的来着？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应该没有哪支乐队比反旗做得更彻底的吧？就像这张专辑的标题那样，The People Or The Gun，要么选人民，要么挨枪子，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所以他们才会唱，The Economy is Suffering...Let It Die，经济正在遭罪，让它去死吧。

没错，经济危机都是贪婪的资本家和政客造的孽，可到头来却要用人民的血汗来补偿——在他们得意的时候涨过多少工资？现在却又都迫不及待地在人民头上“节约成本”。这个道理连张艺谋都明白。（相关报道）所以，让经济去死吧，反正我们本来就一穷二白，没什么可怕的。

反旗之所以最朋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不仅仅只是口头朋克、舞台朋克、唱片朋克或麦克风朋克，他们在舞台和唱片之外，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朋克精神。他们建维权网站、建社会批判性质的社区，为更多人参与社会变革提供基地和机会。（相关报道）

总之，在这个独立、后摇、噪音、盯鞋、氛围、迷幻横行的年代，只有反旗这样的乐队才能让我真正体验到生命的尊严！

       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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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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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旗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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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1972年6月9日，“猫王”Elvis Presley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举办了一连四场的历史性演出，四场演出门票全部卖光，参与演出的歌手包括George Harrison、John Lennon、David Bowie、Bob Dylan和Art Garfunkel等传奇巨星。这场演出后来被制作成了一张名为《Elvis as recorded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的唱片。

拯救乐坛从“食蕉”开始？

这是一个拯救乐坛的季节，两个风云榜先后开会，请来“一群Loser”——这不是我说的，是相关报道后的留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能指望陈琳或姜昕给出啥建设性意见？连张亚东都说要去改行拍电影了。

就算张亚东真的要去拍电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去豆瓣上看看，现在的小孩还有几个关注他的歌？也就是一些王菲时代的遗老遗少们还在关注他而已。我不是不尊敬他，我只是想摆出一个事实，且事实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残酷，再这样下去，随着以装B为荣的“豆瓣一代”逐渐成长起来，很可能没人再听中文流行歌了。

乐坛和听众的脱节已经很明显了。就拿东方风云榜来说，主办方煞费苦心地力推选秀歌手，以为这样就是推陈出新，可是，那些从Soulseek上下歌、用Rayfile分享音乐、通过MySpace或Facebook跟外国人交朋友的90后听众有多少人会把这些人当音乐？不说90后了，连我们这些80后的薯熟阿姨在直播颁奖礼的时候都难受得想转行。

可是，这不是乐坛的问题，这是旧体制的问题，那些依赖旧体制存活的人，因为墨守陈规而陷入无奈、焦虑、绝望。但另外的一批人，却依旧生机勃勃。比如这两年正迅速崛起的独立厂牌兵马司，今年就计划发行几十张唱片，还有摩登天空，已然在办音乐节上看到了新的天地，还有类似MicroMu这样颇具创意的小厂牌，尽管谈盈利还尚早，但至少是在努力探索中。这其中也包括荔芙音乐和火锅音乐等顽强的演出组织者，他们一场场地组织演出，不抱怨，不绝望。当然，那些表现得比媒体更有热情、更专业的个人音乐网站、博客同样值得尊敬。

我觉得，这些人更有资格来谈论音乐的未来。

音乐的过去真的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内地从来就没有过唱片业，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投机取巧。从那英化名“苏丙”模仿苏芮和迟志强“囚歌代唱”开始，当下的一切就已经命定了。（内地流行音乐那些事儿）

刚看完一本叫《摇滚成金》的书，书里说的是美国唱片业成立之初的故事。那会的美国唱片业，版税制度也没建好，商业欺诈和投机倒把屡见不鲜，但是，人家的唱片业一直是处在不断建设的状态，不完善变得更完善、不健康的变得更健康、不正常得变得更正常。反观内地的唱片业，过去30年来，投机的仍然投机，不专业的仍然不专业，不完善的仍然不完善，一碰到互联网这样的翻天覆地的技术革新，就被摧枯拉朽了。

这其实不是坏事，大破才能大立，所以，与其去浪费时间讨论如何拯救旧体制，不如摸索新模式，just do it。话说回来，我觉得无论如何摸索，有几个基本面是一定要建好的，否则，再牛逼的模式也是百搭。

1.版税

这是创作的生命线，是行业的根本，没有版税保证，其他一切都是扯淡。

2.专业

首先是技术上要专业，要向高品质看起，别老糊弄人。而且，不但音乐人的技术要专业，老板也要专业，投机倒把之余也能关心下音乐品质问题。美国够资本主义够见钱眼开了吧？人家唱片公司老板还老盯着乐手让他们好好弹琴呢。（详见《摇滚成金》）其次是经营要专业。说真的，咱们的选秀歌手不见得比没包装过的港台歌手差，可他们的悲剧是没有一个能系统培养、包装、推广他们的公司。这其中还包括企宣的专业。到现在多少年了还有企宣分不清EP、LP、大碟、细碟，老整出“EP大碟”（大碟是LP）这样的笑话，这素质能把啥宣传好？难怪李宗盛说唱片业酒囊饭袋太多。再次是媒体要专业。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各种类型的媒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音乐这块相对突出一点

3.政策

开放和开明的政策，对发展音乐产业来说很重要。都说“盗版害死人”，但是盗版是谁怂恿的？难道审查制度不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么？动不动就删这个、剪那个、改这个、封那个，非逼着大家养成买盗版的习惯不可。在这方面，我赞成罗大佑提出的“歌词分级制”，虽然这很可笑，但至少比没有好。

        耳东

文/耳东

6日晚上去看了“Techono爸爸”Juan Atkins的演出，跟同在现场的“中国首席Hip-Hop乐评人”badbrain聊了几句今年的演出市场，不约而同地“一声叹息”。

然而，这个市场仅仅在2007年看起来还是那么有希望。

2005年，我开始为一份欧美流行音乐杂志工作，2007年年底，离开那份工作的时候，我不无遗憾，因为，根据我的判断，那一年，算是中国的欧美流行音乐演出市场的“起飞年”，在这之前，中国的欧美流行音乐演出市场只是铺垫而已，还不时落下Suede那样的“大笑话”，但是，从那一年开始，我隐约感到整个市场正在突飞猛进地变大。有搞头！

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是“音乐节”的火爆。2007年，北京流行音乐节带来了中国涉外演出史上最豪华的阵容，NIN、New York Dolls、Brett Anderson、Public Enemy、雷蒙斯乐队的鼓手。同年，摩登天空音乐节请到了Yeah Yeah Yeahs，“十跃”音乐节则搬来了Faithless。

这样的阵容，尽管跟乐迷的胃口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是，市场反应已经相当不错。因此，当时两家有外资背景的演出公司传出消息准备动手举办大型音乐节。其中一家甚至已经派人去韩国的音乐节取经，那形势看起来，他们打算在2008年举办的音乐节规模跟朝阳公园音乐节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此同时，连续三年在办音乐节上尝到甜头的北京流行音乐节主办方也虎视眈眈地憧憬2008，据我一在里面工作的哥们透露（他没有直接说名字，只是以“蔬菜”、“水果”等来代替），2008年的北京流行音乐拟邀请的演出阵容比2007年更豪华。

除了音乐节之外，2007年来中国演出的欧美大牌还有Roger Waters、Eric Clapton、Avril Lavigne、Sonic Youth、Christina Aguilera等。这些人和音乐节一起，让整个中国的演出市场看起来空前“繁荣”。而且，与当年Rolling Stones来华演出时观众七成老外一成小蜜的假繁荣不同，2007年的演出消费主力是中国人。

2007年10月4日晚上10点，被雨浇得狼狈不堪的我跟现场数千观众一起淋着雨站在泥泞的场地里齐声高喊“Yeah Yeah Yeahs”，那一刻，我没法不对来年的充满期待。

不料，2008年，整个市场在上海“三·二事件”之后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三·二事件”之前，市场的走势还是不错的。Dream Theater和Nightwish等知名乐队的到来堪称08开门红。就算是“三·二事件”发生后，Maroon5的上海现场（3月24日）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异常火爆。唯一的遗憾就是本来几乎成行的Smashing Pumpkins最终没来。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加上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风云突变，“三·二事件”最终成为市场的转戾点。那件事的结果是演出商和相关部门领导遭到处分，演出审批趋严。

“三·二事件”的直接责任人的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外资公司，他们曾先后办过Rolling Stones、Avril Lavigne、Eric Clapton、Xtina等人的演出。由于这个“意外”，传闻中由该公司主办的多场演出和音乐节都没了下文。

其他的诸多演出也一并受到牵连。由于审批趋严（其中也有奥运的因素），政治成本太大，原本传说会有大牌助阵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宣布不请欧美乐队/乐队，北京流行音乐更是干脆停办，而“十跃音乐节”等一些传闻中的“音乐节”或“演出”也都不了了之。

一些小规模的演出仍在继续，英国当红歌手James Blunt、法国知名女歌手Keren Ann和法国老牌电子乐队Air成为亮点，但这对于整个欧美演出市场来说，不过是死水微澜。（Air的第二场演出也差点被腰斩）

大家都寄望于后奥运时代，尤其是Linkin Park的中国巡演。作为2007年销量最高的乐队，Linkin Park可以说是中国欧美流行演出史上最大牌的当红摇滚乐队。由于电影《变形金刚》的热播，原本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Linkin Park人气更上一层楼（他们为电影演唱了主题歌），其中国巡演对于历经苦难的08演出市场来说可谓强心针。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Linkin Park的主唱突然背部受伤，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巡演悉数取消，内地的演出市场再次遭到沉重打击。

情况也许没那么糟，至少Live Nation进来了。作为全球最大的演出商，Live Nation不但为包括Coldplay在内的一线乐队、歌手提供演出服务，更握有包括Madonna、U2、Jay-Z、Shakira等在内的多位顶级艺人的经纪约。Live Nation与歌华合作组建的歌华莱恩让憧憬着Coldplay、Madonna、U2等超级巨星的中国市场看到了一线曙光。而2008年底，由歌华莱恩承办的Kanye West和Kylie Minogue的演唱会可以说让“曙光”看起来格外耀眼——毕竟前者是欧美Hip-Hop头牌，后者是麦当娜第二。

2009年，曙光继续闪耀中国。春节前夕，Oasis要来中国开唱的消息令广大乐迷奔走相告。英式摇滚在中国的摇滚乐迷中本来就相当有人缘，而Oasis又是英国声望仅次于Beatles的乐队，这个演出一旦实现，意义非同小可。之前来的那些乐队，包括Linkin Park，都没有Oasis对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影响大。而主办方后来宣称的开票8天超百万的门票收入可以说证明了这个演出的价值。

结果……

相对于“三·二事件”，“绿洲事件”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加恶劣。由于原本没怎么受到关注的“Free Tibet”演出通过这次事件已经“放大”，参加过演出的乐队将没有机会像之前Sonic Youth那样蒙混过关。这部分乐队的数量是很大的，其中不乏像U2、Radiohead、Blur这样的大家已经盼望多年的顶级乐队，这让今后的演出商在乐队选择时会相当尴尬——中国的演出市场目前能容纳的还主要是一些有点资历的老乐队，受国外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乐队难免会有“案底”。（Oasis在国外已经是以不爱理政治闻名了）新乐队呢，哪怕是像Kings Of Leon或Fall Out Boy这种在欧美很红的乐队在中国演大场都够呛，而他们的费用又非小场演出能承担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中国的欧美摇滚乐演出市场已经垮掉的”，小独立、小清新多来几个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那些想看大场面、大明星、大摇滚的歌迷来说，可能就得有点耐心了。话说回来，原本有可能做成大蛋糕的市场被折腾成这样，跟“垮”也没啥区别了。你瞅这不，办过James Brown和Black Eyed Peas的那家公司就无声无息地没了，人家原本还想做音乐节呢，而北京流行音乐节也丝毫没有要恢复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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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中国巡演被取消的原因果然是西藏，理由充分得无话可说，这是关乎国家主权的大事，不容马虎。

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些“梗”：既然取消的理由如此充分，有关部门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宣布”？甚至，可笑的是，新华网上还有一篇文化部官员否认封杀绿洲的报道（在此），更可笑的是，还是英文的——这难道不能让国人知道？

到现在，所有关于“取消”的报道都是从外电来的，国内的有关部门、相关单位仍然没有任何表示。

不只是绿洲，文化领域的“取消”和“删除”历来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演唱会的取消、唱片里的曲目删除，总是发生得神秘兮兮的，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脑力激荡的游戏，不定时地测试下大家的想象力。

有必要么？如果被取消或删除的内容确实不符合国家政策且有法可循，为什么不能跟大家说一声？这些可都是关系到消费者切身利益的大事啊，虽说我们这些看绿洲的、买唱片的人没有喝蒙牛的多，可是，我们也是消费者，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消费的商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

不要告诉我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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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消费者知情权”

昨天晚上因为绿洲的事儿在网上跟人发生了一些“争执”，我其实是很平和地想跟他讨论问题，不过，他似乎认定我偏袒奸商，并借机煽动不明争相的人民群众。也怨我，之前那篇文章写得急了，到后面全跑偏了，piapia的，看起来就像是针对伟大祖国的发难。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没有对错，只有现实。

现实是，没有奸商就没有牛逼的摇滚演出。以目前中国的国情，如果不耍花招，我们也就只能看看Club 8或Maximilian Hecker等价格低廉的小独立而已。真正的摇滚大牌是请不来的，除非过气，或者开个友情价。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巨大的落差在。首先是中国市场需求和国外艺人身价的落差。比如像Fall Out Boy这样的团，在欧美属于大团，绝对有号召力，身价不菲，可是，在中国能吸引多少人看？演出商总不可能以欧美价请他们来唱小场吧？其次是中外文化的落差。众所周知，性和政治是西方摇滚乐的重要内容，凡是摇滚乐没有不沾腥的，而且往往越牛逼越腥，而这恰恰是中国国情的禁区；再次是中外政治环境的落差。如果不涉及以上禁区，一切都好说，否则，政治风险就大了，随时都有可能被喊停；还有就是审批时间和乐队行程的落差，通过中国的审批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乐队方不可能给你充裕的时间来安排。昨晚那位朋友质问，为什么演出商不多提前几个月申报？谁不想提前申报，可是那会乐队的巡演行程安排下来没有？这其中又存在另一个落差——由于中国的欧美摇滚乐市场刚刚起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等乐队安排好亚洲巡演的行程后才见缝插针地安排一两场，这也是造成时间紧张的重要原因。

因为这些落差在，演出商如果要想获得利益，很多时候不得不铤而走险，采取特殊手段。有提前宣传的、有篡改歌词的、有隐瞒乐队不良经历的、有临时加场的等等等等，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报批。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些手段无非都是为了降低演出的成本（经济的或政治的），与此同时，也把“风险”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6年发生在上海的Dirty Three事件。这算是比约克之前最严重的一次涉外演出违规案例，据说是处分了一些相关领导。我当时就在现场，而且是一小撮坚持跟“奸商”斗争到底的观众之一。这件事的起因是演出商（澳籍台湾小伙）在未获的批文的情况下就擅自跟场地签约，导致演出过程中发生意外。那哥们事后特别委屈，还写了一篇针对上海歌迷的长篇檄文，而他提出的“违规”理由就是前段所说的“落差”。我当时之所以生气，并不是因为演出提前结束，而是台湾人在事故发生后表现出来的傲慢。对于他的困难，我是理解的。2007年，Sonic Youth北京演出前发生的一幕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这其中还包括2006年Jay-Z中国演出的流产和去年Air演出的波折。

在目前的中国国情下，办欧美演出存在着极高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大部分都转嫁给了消费者。就像我前文中说的那样，最后哭哭啼啼、气急败坏的总是乐迷。可是，我们又很难把错误归罪于哪一方。奸商是要骂，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体制的受害者，“落差”小一点，投机也就少一点；主管部门呢，有时真的太敏感太小家子气了，但是，谁又能担起比约克那样的责任？归根到底，只能说，目前尴尬的市场状况决定了摇滚乐演出的尴尬处境，也决定了摇滚乐迷的尴尬处境——我们要想看牛逼的演出，就得心甘情愿地承担大风险。好在，改革开放30年来大量的事实证明，市场发展真的能解决很多问题。我相信，随着市场的深入发展，那只无形之手可以让演出商、主管部门和消费者最终找到一个和谐的关系。只不过，这不知道需要多久。

文/耳东

28日下午，刚下飞机，就收到一位小朋友的短信，问我知不知道绿洲中国巡演取消的消息。我震惊了，四处发短信打听，还打电话采访了主办方，几经周折，终于得到确定取消的消息。

主办方给我的取消理由是“没什么原因”。这个回答，貌似敷衍，却又很露骨——不是没什么原因，而是不能说。

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呢？关于绿洲演出取消的原因，目前大致有这么三种猜测：

1.政治原因：绿洲曾经参加过跟西藏有关的演出，所以被明察秋毫的有关部门紧急喊停。
2.程序原因：主办方在未获正式批文的情况下就擅自售票并宣传，违法了有关法律法规。
3.财务原因：主办方资金出现问题，无法维持正常的演出举办。

对于第三条原因，我是不信的。本次演出的主办方是特玛捷，Ticketmaster，世界上最大的票务公司之一，就算是金融危机，也不至于穷到连两场绿洲都办不起。而且，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我采访过的同一个人对该报记者说，20日开票以来绿洲票房已经达到100万，8天达到这样的数字，在中国的欧美摇滚演出市场堪称奇迹，何来资金困难？

那么，只能是另外两个原因了。

据说本次主办方确实在未获批文的情况下提前“营销”了这次演出。从法律的角度上说，这当然是不对的，大家知法守法，市场才能健康。问题是，因为审批的效率不够高，往往批文下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营销”了，于是，演出公司不得不铤而走险……2006年，Dirty3在上海就是这样出事的。可是，在中国，程序不外乎“人情”，各方面工作到位，程序并不是太大的问题，除非有人想搞你，而你又有把柄在他手上。

绿洲的“把柄”是，乐队老大Noel Gallagher确实参加过跟西藏有关的演出。不过，他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该演出随后出版的唱片里也是署的他的名字，而不是“Oasis”。可是，这算不上十恶不赦的大罪吧？对于中国抱有偏见，在西方社会非常普遍，同情西藏基本上是欧美社会的主流，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思想觉悟的问题，何况，跟向来积极参政议政的比约克不同，出道以来，除了Noel1997年那次偶尔“失足”，绿洲乐队的成员对于政治基本上是敬而远之的，最多就是喊喊“支持工党”而已。工党，也是社会主义兄弟啊！

类似的“把柄”曾经让Sonic Youth很郁闷（好在巡演还是顺利完成了），而Air去年的北京演出也差点因为“非财务”原因遭腰斩。

当然，我希望绿洲演出的取消纯粹是程序原因，我愿意相信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开放、更敞亮。只是，至少在过去三年来，中国的演出市场看起来更像是演出商和主管部门之间的一场“博弈”，而不是为乐迷服务的手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来回变动的迷笛音乐节，其实就是双方在较劲。演出商和主管部门在玩一个“猫抓耗子”的游戏，不管结果如何，唯一的输家只有乐迷。主管部门会输吗？不会，他们又不想看摇滚，而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演出商会输吗？不会，出了问题换个名字继续玩。到最后，哭哭啼啼、气急败坏的就只有乐迷。好像乐迷天生活该要为这种“博弈”买单。

这难道不怪异吗？按说演出商和演出主管部门的存在本来都是为消费者服务的。前者为消费者提供有偿服务，后者监管前者，让消费者获得满意的“服务”。不单只是演出，“为人民服务”不正是这个国家领导阶层提出的郑重承诺么？可是，为什么大家盼星星盼月亮最后就只是盼到一个“满意的退票服务”？演出票买了可以退，那些提前订好了机票的人怎么办？那些把整年的希望都放在这场演出上的人怎么办？那些像我一样曾经为报道这次演出加班加点做专题做报道的人怎么办？那些美好的热情、憧憬、幻想、期盼、渴望难道就可以随随便便被一个人的一句话或一个章给摧毁？

你们难道不知道，摧毁一个“希望”，会滋生千万倍的失望、痛苦甚至仇恨？而我们的“希望”不知道被摧毁过多少次！

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绿洲巡演取消的原因了，我只是想知道这种“博弈”及其带来的“折腾”还要持续多久。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敬爱的胡总书记提出“不折腾论”。从政府部门的服务层面，我的理解是，“不折腾”就是要切切实实地“以人为本”，从为人民更好的服务出发，改善工作质量，让被服务对象享受到“不折腾”的服务。

前不久，借休假的机会，我回家办了些证件，顺利得超乎我的想象，深刻体会到改革开放的好处，我觉得这就叫“不折腾”！

咱们的演出主管部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怎样能让我们乐迷感觉到“不折腾”的温暖？退一万步讲，就算绿洲的“把柄”是事实，那又如何？田文华尚有改过自新的机会，Noel唱一首歌整支乐队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既然政府愿意把外国媒体请进来走一走看一看，为什么就不能让摇滚明星也进来走一走看一看？为什么不也向摇滚明星们展示一下咱泱泱大国的胸襟？要知道，这些摇滚明星的号召力并不比媒体差。

我们都是乖孩子，我们只是想看一场牛逼的演出，成么，祖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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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给《青年周末》写的稿子，跟最后刊出的有些不同。原稿写得有点急，编辑给改了一些，加了些内容，挺好，这一版根据新形势又改了一些。不过，中心思想是不变的，这几位大牌毫无疑问正在面临各自的“中年危机”——用编辑同志的话说，现在谁还关心他们的音乐啊？（未来属于方大同！hiahia~)

文/耳东

《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这是王力宏新专辑中的一首歌曲。歌名看起来挺洒脱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歌里，王力宏挤兑了几位打击过他创作积极性的前辈，听起来有些气急败坏。

比这首歌更气急败坏的是，新专辑发行第一周，王力宏就跟罗志祥干上了，他“怒批”对方买榜，还“催生”出一个所谓的“拒买榜自律公约”。可“公约”记者会当天王力宏自己却缺席了，倒是让周杰伦又当了一回带头大哥。

王力宏的缺席其实是意料中的事，他不可能跟着周杰伦一起来，因为周杰伦正是他郁闷的根源——若不是绞尽脑汁要赶超这位比自己晚出道多年地位却高过自己的晚辈，王力宏也不至于闹出这么多破事，更不会有《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

周杰伦出头也是意料中的事。他现在的音乐事业每况愈下，正需要这样一件事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其实，周杰伦跟王力宏一样郁闷，他去年的新专辑才坐了一周冠军，不但不如五月天，也远不如星光帮的一帮后生——大概他前年年底煞费苦心扳倒陈泽杉的时候绝对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吧。

相比之下，同样郁闷的萧亚轩就显得低调很多。她虽然不服萧敬腾，却也就只是“暗批”而已。可是，出头也好，暗批也罢，其实都是焦虑，都是担心自己歌坛地位不保。那个“自律公约”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公道，实质上还是“焦虑”——当一个歌手必须从“销量上”上找平衡的时候，他确实碰到危机了。

跳巢和炒经纪人也是“焦虑”的表现。别看蔡依林的水立方签约风风光光，但这里头其实有点“最后一搏”的意思。1980年出生的她快30了，总不能老靠倒挂鞍马加吊环吧。她又不是麦当娜。萧亚轩炒经纪人也是“最后一搏”。而且，搏得比蔡依林狠，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招，失败了，她的演艺生涯就Game Over了。

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出道多年，成绩显赫，如今又都境遇尴尬。对于歌手来说，三十岁左右就算是事业的“中年期”，年纪在前，新人在后，是进是退，在此一举。

纵观全球乐坛，能平安渡过“中年危机”的只有两种心态，一是稳扎稳打，如鲍伯-迪伦，在七十年代一度失势的情况下，苦练武功，在八十年代重新崛起；二是不断创新，如麦当娜，每张唱片都追求与“前”不同，始终立于潮流尖端。

再就是只能“转行”了。比如像周杰伦那样投资电视剧。如果说，在这方面，长相俊朗的王力宏尚有拍电影的资源可供选择，那么，蔡依林和萧亚轩就只能继续在歌坛死磕。

30岁，其实不仅仅是歌手的“中年期”，也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关卡，有的人三十而立，有的人三十而栗。这样的阶段，心态最为重要。有人说，三十岁决定人的一生，我觉得没那么紧张，心态好，罗思容50岁还不是一样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

只有保持轻松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才能看清自己，才能走得更坚实。“心态好运气才会好！”电影《高兴》如是说。倘若像王力宏这样一边唱“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一边气急败坏，就怕“中年”都要变成“终年”了。

(原载于《青年周末》149期，有较大改动)

文/耳东

2月19日，全英音乐奖落幕，达菲(Duffy)成为最大赢家，酷玩(Coldplay)意外吃了鸭蛋。全英音乐奖还真是有些无情，一点不给格莱美面子。不过，对于英国唱片业大佬们来说，他俩其实谁赢都一样——英国流行音乐又一次进入黄金时代，这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英国流行音乐的上一次黄金时代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1976年，性手枪(Sex Pistols)等一伙流氓在英国煽风点火，与同期崛起的美国兄弟雷蒙斯乐队(Ramoes)一起，掀开了所谓的“朋克时代”。随之而来的后朋克、新浪潮、新浪漫等等潮流，也都是英国人挑头，这其中还没包括红遍全球的Def Leppard、警察乐队(The Police)和恐怖海峡(Dire Straits)等。

当然，真正的黄金时代，还得再早一些。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披头士(Beatles)、滚石(Rolling Stones)、齐柏林飞艇(Led Zepplin)、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比吉斯(Bee Gees)、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戴维-鲍伊(David Bowie)、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等一批传奇乐队/歌手的风起云涌，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其中，美国媒体更以“英伦入侵”/British Invasion来形容披头士等乐队）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英国音乐的影响力式微，尽管1994年开始的Britpop在英国国内闹得轰轰烈烈、尽管接招合唱团(Take That)等男孩组合在英国红得一塌糊涂，但在美国市场，也就只有绿洲(Oasis)和辣妹(Spice Girls)等个别例子能偶尔风光一回。更别提影响谁了。

与此同时，美国人却步步为营——从以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麦当娜(Madonna)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到以枪花为代表的“金属音乐”，从以涅槃(Nirvana)为代表的“另类摇滚”到以林肯公园为代表的“新金属”，从以Jay-Z为代表的说唱到以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为代表的民谣，美国人几乎将整个世界流行音乐市场蚕食殆尽。连近年来最时兴的“独立摇滚”都是美国人的功劳。

直到2003年，酷玩乐队的《Clock》获得格莱美年度制作奖，英国人才又一次看到复兴的曙光。

说酷玩乐队是英国音乐新黄金时代的领路人一点也不过分。在酷玩乐队2001年凭借处子专辑《Parachutes》成功打入美国市场之前，他们的前辈要么以“不屑”来掩饰内心的无奈（比如罗比-威廉姆斯），要么就只能借助美国人的力量“以夷制夷”。（比如Blur乐队主唱达蒙-阿尔班/Damon Albarn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成功转型为Gorillaz）。

2003年开始，美国排行榜上的英国人渐渐多了起来。酷玩的专辑在美国一张比一张卖得好，Gorillaz第二张专辑在美国卖出了双白金，连Radiohead那么“另类”的唱片都进了公告牌前三。

2006年，这一趋势突飞猛进。风格跟酷玩相近的詹姆斯-布兰特(James Blunt) 以一首《You're Beautiful》拿下公告牌单曲榜(Billboard100)冠军，成为1997年之后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国人。同年，英国新人科琳-拜利-蕾（Corinne Bailey Rae）首张个人专辑卖到公告牌专辑榜(Billboard200)第四名，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莉莉-艾伦(Lily Allen)、雪地巡逻队(Snow Patrol)、乔斯-斯通(Joss Stone)、娜塔莎-贝丁菲尔德(Natasha Bedingfield)等歌手也获得不俗的成绩。

2008年2月，怀恩豪斯在格莱美上斩获五项大奖，其中包括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和最佳新人三项大奖，把第三次“英伦入侵”变成了现实。而这次“入侵”的高潮就是酷玩乐队和Radiohead相继登顶公告牌以及里昂娜-路易斯和达菲的处女专辑震撼美国。这其中还包括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阿黛尔(Adele)、M.I.A.、埃斯特尔(Estelle)、Hot Chip。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流行音乐市场，很多国家的潮流都是跟着美国屁股走，攻下美国市场就等于胜利了一大半。加上英国音乐在澳洲等“英系”国家本来就具有天然优势，由此就不难理解英国人的专辑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了。

除了销量的水涨船高，英国人近年来愈发强烈的成就感还得益于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乐队对其风格的模仿。无论是英伦风格明显的杀手乐队(The Killers)还是从朋克演变过来的Emo乐队“我的化学罗曼史”(My Chemical Romance)，都自称自己受到英国音乐的影响。而在这次的全英音乐奖颁奖礼上，莱昂国王(Kings Of Leon)干脆明目张胆地向英国人谄媚称“没有英国就没有今天的我们”。难怪泰晤士报在全英奖前夕特别做了一篇长篇报道，而标题就是“British pop's new golden age”（英国流行音乐的新黄金时代）。

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这个黄金时代还将继续延续下去，这不，奥斯卡连刚生完孩子的M.I.A.都不放过，宁可连人带床一起扛上舞台，而“二年级生”莉莉-艾伦的新专辑也在第一周便登上了公告牌专辑榜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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